人工智能威胁公开社会（第二篇）

回过头来看，我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建立一个以中国人陌生的方式在中国运作的基金会。那时，捐助一个项目则意味着在捐赠者和受益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义务永远彼此保持忠诚。

过去的事就讲这么多。现在来说说去年发生的一些事，其中一些令我感到惊讶。

我最初到访中国时见过很多高官，他们热衷开放社会的理念原则。他们年轻时多被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受的苦比我在匈牙利时大得多，但是他们活过来了。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都经受过专制统治。

他们很愿意向我了解卡尔·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理念，并抱有很大兴趣，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不尽相同。他们熟悉儒家的传统观念，而在中国没有投票选举的传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等级制而不是平等主义的，对高职位有天生的尊重。但我想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敌手合谋最危险

所以，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我对它采取的形式感到意外。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地举行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的影响显然略有削弱。

尽管没有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会议不赞成取消任期限制和习近平围绕自己建立的个人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只是对习近平过激做法的警告，并没有扭转两届任期限制的解除。而且他自己推崇的 “习近平思想”，作为他对共产党理论的升华，被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高度。习近平因此有可能终生成为最高领袖。目前的政治内斗仍没有最终结果。

我一直在讲中国，但是开放社会还有很多其他敌手，其中首选俄国普京。最危险的前景是，这些敌手合谋，彼此学习怎样更好地压迫自己的人民。

优先保护公民自由

下一个问题显然是，我们如何能阻止他们？

第一步是认识到这种危险。这也是我今晚讲话的目的。现在要讲一讲困难所在。我们这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们必需共同努力，形成有效的联盟。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能留给各国的政府。

历史已表明，即使想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仍有许多其他利益，他们必须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把个人自由作为抽象概念加以保护。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尤其是政府不给以保护的人们。我们四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支持，但目前已有所减少。美国和欧洲曾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是现在他们都被各自的问题所困扰。

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中国将会怎样？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他们和习近平明显区分开来。鉴于习近平已经表明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便成为未来的希望所在。

新精英秉承儒家传统 

事实上，这种希望也是有根据的。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的，中国有一种儒家传统，即当给皇帝出谋划策的幕僚，强烈不赞同皇帝的某一项行为或法令时，会大声疾呼。他们充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被流放或斩首。

在我处于绝望的边缘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在中国，开放社会理念的捍卫者大多是我的年龄，已经退休。取而代之较年轻的，要依仗习近平得以提升。

但已出现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新的政治精英 ，这意味着习近平在中国继续会有政治上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