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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新闻自由呢?/南洋社论

财政部长林冠英说,媒体、教育、经济都必须与政治分家,才能趋向民主、卓越教育,以及更具经济竞争力;他还力促英文《星报》必须与马华切割,才能真正做到新闻自由。

其实,要真正有效维护新闻自由,首先就是废除出版准证及《印刷及出版法令》,鼓励及批准更多人自由办报。



马来西亚在过去一直来都被视为新闻自由表现糟糕的国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受评估的180个国家,马来西亚就排名第145名。

新闻学上的“民主”,就是将权力的野兽关进笼子,然而,因为政治领袖对新闻舆论的批评与攻讦缺乏容忍,人莫敢言。

还好,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显露政治家的素养;认同“媒体是人民喉舌”,会说“政府必须接受批评及作出改革”;理解只有广开言路,听言求治,才能摆脱“弥谤”的危险。

掌权者都是人,有时候可能会头脑发热,思想短路,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过错;假如他们手中掌握绝对的权力,要挑战他们很难,需要法律和公正作为坚强的后盾,更需要超凡的胆识与过人的勇气。



其实,早于70年前,美国言论自由理论家米克尔约翰就已提出赋予政治言论的绝对自由与保护;过后有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对保障新闻自由的关键判决,对政府最激烈且刻薄及尖锐的攻击,均须援予媒体批评政府及官员的权利。

今天,随着资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也促使人们的视野更趋广泛,对“批评政府的尺度”,还从无法排除对诽谤言论的惩罚,到对政治言论的绝对保护。

政府不过是代表民众管理国家的公仆,他们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更没有损害民众权益的特权,为民众服务好是政府的职责,不应该有表扬,而服务不好,就应该受到批评,这正是掌政者必须接受“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真实意义。

当政者也应该认识到,作为担负起监督政府,批评官员职能,跃升为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第4权的媒体,就算对政府作出冒犯的讽刺挖苦,都完全应该被接受及受保护的;在很多时候,政府在这种唱衰中,也不会一夜倒台,他们会不断发现问题及寻找出路,会变得更强大和健康。

因此,我们希望面对执政风险的新政府能够为推行体制改革,寻求一个整体性及结构性的变革发展,让自由媒体与有责任感的政府形成一个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及复合型的社会责任网络,并与人民形成良性互动,一起终结争议与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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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民粹主义荼毒/南洋社论

被评选为世界500名最具影响力回教徒的阿菲菲博士,通晓7种语文,在英国牛津大学回教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最近他在卫生部前部长长凯利与巫统前宣传主任沙里尔韩丹联合主持的博客节目“Kindred Stories”侃侃而谈,还论及民族主义与宗教民粹主义混合体在多元种族社会的危险性。

他说,“风波袜”问题激怒了人们的情绪,但却不能因此作出极端反应;“必须负责不让事情变得更糟,不能火上浇油。”

他还提出“情感激化”的词,所谓情感激化是一种怨恨转化导致群体无意识的理性失范 。

在政治语境中,说的是选民对自己所属党派以及他方党派的态度差异持续扩大的现象。

像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两方支持者,因随着情感激化,也越来越讨厌对方党派的人,而不以具体政策来决定投票给哪个党派的候选人,社会也越加撕裂。

多数人以受害者自居

还有难民问题与民粹主义在欧洲形成恶性螺旋,以及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崛起,都令人甚感忧虑的趋势,在多元种族社会的马来西亚应该保持警惕。

民粹主义之害,就在于多数人以受害者自居,明明居于多数却依然扮演着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少数”,并借此制造异己,挑动对立,甚至传播“某族群将永远失权”,来营造敌人在周围的鬼影幢幢。

民粹主义者总是将时局描绘成一场危机,说是生死存亡的威胁,操弄一种抗争性极强的论述,以营造压力感。

民粹主义政客就是通过诋毁、压制、分化及撕裂社会民众,创造出同质化的群众,观念中的贪腐和治理的失误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些腐败行为是为“我们”服务,而非为非我族类的“他们”服务所寻求的手段,就算做错了,也是获得民意的支撑。

“人多即合理”害全民

民粹的可怕还在于以“人多即合理”的主观原则,代替科学的实践论证,将“民”在数量上的优势视作一切权力的合法来源和价值评判标准,并导致问责缺失,体制失灵,法治褪化,最后伤害了全民。

学术界的学者专家也只能发表些干预政治的时论,去解释民粹主义,然而要真正遏制民粹之害,还须靠民众的高度自觉,认识到族裔之间互惠的共生关系,并成为能最有能力改变施政的助力者。

当然,政府更要能坚持正确的决策,以超前思维检验事理,决断政务,驯化民粹,才能稀释民粹主义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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