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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200年,从何说起?/林国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董总编辑出版宣传小册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开篇有言:“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所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是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亚当劳工。



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它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古籍。”

我国华社、教育学术界一般就以“1819年·五福书院”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起源。今年2019年,恰是华文教育200年,一些华教组织、团体、学校已开始策划系列纪念活动。

“1819年·五福书院”非华教滥觞

关于华教1819年发轫五福书院的说法,已故文史学者郑良树教授是有所置疑的。根据郑教授对五福书院现存碑刻《重修五福书院小引》的考证,五福书院的前身“五福堂”,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崇奉重阳帝君,是座神庙;另从碑刻《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和《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的设置年代(分别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知五福堂更名“五福书院”,并办起私塾,则在清末光绪廿七年(1901)以后;比1819年晚了82年。

资深时事评论员谢诗坚根据“五福堂”文献资料,说明增城客家人郑景贵1841年南来,1891年购置槟城义兴街“五福堂”以为“海山栈”总部,另在隔邻设立“慎之家塾”(慎之是郑景贵的名号)。



郑景贵后于1895年在槟城牛干冬街建立“五福堂”,并署匾“五福书院”,以示“私塾”之意。谢诗坚据此论断“把五福书院看成是最早的华校(1819年)是具有‘误导性’的,也不确实”。

马来西亚华教发轫确实时间地点虽具争议,但华教与中国传统私学或私塾的渊源关系,却是不可置疑的。意即我国华教起源于中式私塾,是可以肯定的。

华教与中国私塾的渊源

中国古代私塾,是“私学”的组成部分,一般开设于家庭、宗庙或乡村内部,为普通民众提供基础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因为“官学”一般只为经过选拔出来的士子提供高层次的教育。中国传统私学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繁荣景象,私塾遍布城乡,肩负童蒙教育;形式多样,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或私人捐款设立的义塾等。

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教学内容主要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采用个别教学方法,主要是识字教育、读书背诵。学生年龄不一,学习年限也无划一的规定。

明清时期,大量中国移民南来,自然延续私塾为子女的童蒙教育,却也播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种子。

考察中国移民南来历史,以及我国一些乡团会馆、庙宇成立背景(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于1801年;马六甲青云亭建立于1673年,槟城广福宫建立于1800年),当早于1819年者。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私塾的存在,华文教育的滥觞,历史是超过200年的。

我们也可以从英国传教士卢修斯(Lucius)发表于1820 年 1 月和 7 月出版《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 ,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 1817 年 5 月在马六甲创办的英文季刊)的《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 )一文得到佐证。卢修斯文章中提到:“1815 年以前,马六甲有8 所中文学校,为来自福建的孩子而设,约有150 名学生;另一所有10 名或12 名学生,为来自广东的孩子而设。”据卢修斯对这类中文学校办学模式、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生学习的描述,其所指即为当时的中式“私塾”。(参见詹杭伦《1815-1820年马六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

展望华教未来的发展

19 世纪初,欧洲基督教新教欲扩大对恒河以东广泛区域(主要是中国)的传教活动。其时,中国清廷闭关禁教。1815 年,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深入探讨对华传教的主客观条件之后,向伦敦布道会建议“在某个欧洲新教国家管辖下而又距离中国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利于对华传教的根据地。当时,马来半岛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已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政治条件、华人聚居、语言学习环境等都符合建立传教根据地的要求。

伦敦布道会的传教策略之一在于“教育播道”,开办学校教化侨居当地的华人,培养成为传教士,为对华传教进行准备工作,以达到向东半球传播基督教原理和文明的目的。

1818 年 11 月 11 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的创办,一方面是为急于打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提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场所和机会,另一方面,也招收通晓汉文的恒河以东各国人士学习欧洲文学、自然科学和英语。

西方传教士创办书院,是以基督宗教教育为基础与目的的中西之学相揉合的办学模式,它虽然教学中国语言文化文学,但办学目的、性质、形式,学校体制等都与中式私塾有很大区别,自然不能算是华教起源。

2019 年,马来西亚华社纪念华教 200 周年,自然无确凿年份相对应,取其概数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叩问历史如何定义华教风雷激荡的 200 年;我们要反思 200 年来,华教靠什么走出一条独特道路;我们要自信坚定,瞻望未来 50 年、100 年,华教又怎样续写民族文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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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理论建设刍议/林国安

尽管上诉庭已经宣判国民型华淡小使用华淡语文教学没有违反联邦宪法,联邦法院也驳回有关败诉组织提交上诉的申请;教育部长法丽娜也宣称现行教育法令认可多元语文教育源流学校的存在,但是,近来仍有种族主义政客责问教育部允许“不同语文媒介、不同课程纲要”的母语学校存在,叫嚣关闭多元母语学校,实施一元化教育;更有大学教授大放厥词“多语源流小学助长族群偏见、阻碍国民团结”。

这一波“关闭多元母语学校”论和“多语源流小学阻碍国民团结”论,有论者认为是“对多语源流学校新一轮攻击”,是“别有心机的教育折腾”,群起论争。

但有关争议多见于报刊言论版,偶闻华基政党领袖零星呛声几句。至于华教组织机构这回倒是“噤若寒蝉”,似乎陶醉于法院“标杆式判决”,或对“老调重弹”充耳不闻。

基于《联邦宪法》精神和华人公民地位,华文小学是顶天立地的庄严性存在,而不是消极的被动性共存;华文小学的存在,也是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的根基。

华教发展仍存局限

上述种族主义者和别有居心者对华小定位的质疑与歪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内政治与形势的变化,客观上仍存在对华文教育发展这样那样的局限。

不仅华文小学企盼“平安建设”(参见拙文《华小企盼“平安建设”》,《南洋商报》言论版,2023年11月28日),华文教育更亟需加强理论建设,以应对形形色色的舆论挑衅。

加强华文教育理论建设的途径,无非是深化对华文教育教学方方面面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华教界对华文教育教学研究认识不足、力度不够,尚有偌大空间待发掘与深耕。例如华教史的研究似乎满足于那一两本“华教两百年奋斗史”,认为其它没有什么值得论述的了。

实质上,华教史研究除了历史的叙事,还需结合教育发展思潮的视角,从教育活动、教育现象深入教育事件本质的论述。

这是当前华文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质量的问题。其次是母语教育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当前我国华教组织机构仍沿用上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关于防范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建议,作为维护与发展母语教育学校的理论依据。

整合华教研究资源

其实,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关于母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例如“国际母语日”倡导“母语文化意识”,“可持续发展教育”以母语为优质教育基本要素,《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共识》确认母语教学的教育价值功能,都是用以论述母语教育教学优越性、民族语言文化传承、身分认同、族群智慧开发、中华文明分享的坚实理论支撑,以及批驳各种悖论的指导思想。

还有,目前我国华文教育研究态势比较零星,研究者多为“个体户”,单打独斗;有者倾向学术探究,有者流于高谈阔论,一些选题也未必切合问题解决需要。华文教育教学研究亟待整合,发挥作用。

欣闻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华文教育研究院,或能为研究者提供平台,整合人本资源,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华文教育教学发展态势;树立数据化意识,采用大数据挖掘华文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人、语言、文化、教学等方面的特征,发现其中规律,构建华文教育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这个华文教育研究单位,可整合各方教育资源,进行华文教育专项课题研究,如“华文教育发展思潮研究”、“跨文化教育情境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研究”、“华小非华裔学生学习问题与对策研究”等,以形成一批有应用价值的智库型研究成果,助力华文教育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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