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小学低年级“废除考试”之后(下篇)/林国安

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基本实现教学中心从“教”向“学”转移,强调学生为学习主体,改变学习方式,使教育教学发生结构性变革。然而,教学评价或考试的改革却滞后于课程教学改革趋势,甚至制约着课程教学改革目标的实现。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化发展,带动人们对教学评价与考试改革的深刻思考与探索。人们尝试寻求课程、教学、评价的一致性,构建“课程标准—教学实施—学习与评价”三位一体,通过“常模参照”转型“标准参照”,实施“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模式,来支持教学评价与考试系统的改革目的,追求课程、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整体效益。



“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模式,主要是根据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提出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学习表现、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相关要求,开展教学评价或考试测评。

它采纳“标准参照”界定学生学习水平,而不着眼学生之间学习表现的比较与排名。当前,这种评价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教育教学评价与考试的主要形式。例如美国的“共同核心标准”与“共同评量”、英国的“学生发展评估”、中国大陆的“高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台湾地区的“国民中学学生学习成就评量标准”,还有我国年前推行的“中小学校本评估”,都属于“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模式。

实施“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或考试,须要依据学科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和“学业标准”规划评价内容和建立指标体系。

我国现行“中学标准课程”(KSSM)和“小学标准课程”(KSSR)各学科的《课程与评价标准文件》(Dokumen Standard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就是根据学科教育教学规律与特点以及学生身心发展与认知规律,详尽规划学科“内容标准”、“学业标准”、“表现等第与表现描述”,整合课程、教学、评价于一体,以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开展教学评价工作。

根据上述教育总监的公告内容,未来小学初年级学科教师应该是依据《课程与评价标准文件》所提供的课程内容和学生学习表现的定位点,采纳多元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学习进度与状态进行评价,同时诊断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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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评价专业发展

实施“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或考试,教师可谓任重道远,也是关键人物。但长期以来考试主导教学、教学为考试服务的定势思维,或让教师对教学评价模式的转型产生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冲突,甚而引发抵触情绪。

因此,实有必要改变教师传统教学评价观念,让教师充分理解新评价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与实施目的意义,并内化其价值取向,全心全意投入执行相关评价工作。

为优化教师执行“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工作,教师支援体系不可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好师资培训工作,提升教师教学评价专业职能。

培训课程内容可以包含教师认知图式转变与实务操作两大领域,以协助教师转变理念认识、态度和情感;引领教师如何设计评价课业、组织评价活动、善用各种评价工具或手段,完善课堂教学评价;加强教师对学业质量的分析应用、对学生动态表现的综合评价能力。

当然,完备教学评价管理机制,简化教师“文书”工作,关注安抚教师的忧虑,纾缓教师的工作压力,也是实施“基于标准”教学评价的重要保障。

我国教育部计划从小学初年级着手教学评价改革,这是深具意义的。毕竟,“基础不行,地动山摇。”教学评价改革是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攻坚重任,教学评价改革却也是回归教育育人根本、关注学生学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切入点。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必须在教育理念、专业技术、实施策略方法、教师培训等方面做系统研究与部署。

我们期待小学初年级教学评价改革,落实以能力素养为导向的学习质量评价,其结果在于改进学习,不再分分计较,也不再排名论序,减轻学生学业压力,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成功的愉悦,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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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华文教育理论建设刍议/林国安

尽管上诉庭已经宣判国民型华淡小使用华淡语文教学没有违反联邦宪法,联邦法院也驳回有关败诉组织提交上诉的申请;教育部长法丽娜也宣称现行教育法令认可多元语文教育源流学校的存在,但是,近来仍有种族主义政客责问教育部允许“不同语文媒介、不同课程纲要”的母语学校存在,叫嚣关闭多元母语学校,实施一元化教育;更有大学教授大放厥词“多语源流小学助长族群偏见、阻碍国民团结”。

这一波“关闭多元母语学校”论和“多语源流小学阻碍国民团结”论,有论者认为是“对多语源流学校新一轮攻击”,是“别有心机的教育折腾”,群起论争。

但有关争议多见于报刊言论版,偶闻华基政党领袖零星呛声几句。至于华教组织机构这回倒是“噤若寒蝉”,似乎陶醉于法院“标杆式判决”,或对“老调重弹”充耳不闻。

基于《联邦宪法》精神和华人公民地位,华文小学是顶天立地的庄严性存在,而不是消极的被动性共存;华文小学的存在,也是华文教育事业发展的根基。

华教发展仍存局限

上述种族主义者和别有居心者对华小定位的质疑与歪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内政治与形势的变化,客观上仍存在对华文教育发展这样那样的局限。

不仅华文小学企盼“平安建设”(参见拙文《华小企盼“平安建设”》,《南洋商报》言论版,2023年11月28日),华文教育更亟需加强理论建设,以应对形形色色的舆论挑衅。

加强华文教育理论建设的途径,无非是深化对华文教育教学方方面面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华教界对华文教育教学研究认识不足、力度不够,尚有偌大空间待发掘与深耕。例如华教史的研究似乎满足于那一两本“华教两百年奋斗史”,认为其它没有什么值得论述的了。

实质上,华教史研究除了历史的叙事,还需结合教育发展思潮的视角,从教育活动、教育现象深入教育事件本质的论述。

这是当前华文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质量的问题。其次是母语教育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当前我国华教组织机构仍沿用上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关于防范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建议,作为维护与发展母语教育学校的理论依据。

整合华教研究资源

其实,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关于母语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例如“国际母语日”倡导“母语文化意识”,“可持续发展教育”以母语为优质教育基本要素,《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共识》确认母语教学的教育价值功能,都是用以论述母语教育教学优越性、民族语言文化传承、身分认同、族群智慧开发、中华文明分享的坚实理论支撑,以及批驳各种悖论的指导思想。

还有,目前我国华文教育研究态势比较零星,研究者多为“个体户”,单打独斗;有者倾向学术探究,有者流于高谈阔论,一些选题也未必切合问题解决需要。华文教育教学研究亟待整合,发挥作用。

欣闻新纪元大学学院成立华文教育研究院,或能为研究者提供平台,整合人本资源,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华文教育教学发展态势;树立数据化意识,采用大数据挖掘华文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人、语言、文化、教学等方面的特征,发现其中规律,构建华文教育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这个华文教育研究单位,可整合各方教育资源,进行华文教育专项课题研究,如“华文教育发展思潮研究”、“跨文化教育情境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研究”、“华小非华裔学生学习问题与对策研究”等,以形成一批有应用价值的智库型研究成果,助力华文教育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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