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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刘倩

下一次经济危机比你想象的还要近。但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在当前的社会、政治和科技大环境下,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再加上收入不平等的新高点,很可能升级为全球性的大型军事冲突。



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令多国政府几近破产,并引发了系统性崩溃。政策制定者们动用了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和近零(甚至负)利率在内的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才成功将全球经济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但是货币刺激就像心脏停跳后注射的肾上腺素一样;它可以使心脏重新起跳,患者重新复苏,却不能治疗病态的心脏本身。而治疗病态经济需要进行一系列涵盖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到税收制度、生育模式以及教育政策等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政治家们要推行改革的豪言完全没能转化成改革本身,相反他们却专注忙碌于政治本身。从意大利到德国,如今花费在组建和维持政府上的时间似乎比实际治理的时间还要久。

再比如希腊一而再再而三跟国际债权人借钱来(勉强)维持,却没有真正动手改革养老金体系或改善商业环境。

结构性改革的缺位意味着各大央行向本国经济体注入的破纪录规模的过剩流动性并没有分配到经济体中最能发挥效用的领域。



相反,超量货币却将全球资产价格推升到甚至高于2008年危机之前的水平。

在美国,房价现在据房地产网站Zillow的数据已经比2006年房地产泡沫高峰期还要高出8%。而衡量股票市场价格是否处于合理范围的周期调整市盈率数据CAPE现在也高于2008年危机前,甚至1929年大萧条初期的水平。

低利率良药失效

伴随着货币紧缩政策暴露出实体经济的脆弱性,资产价格泡沫的崩溃将引发另一场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可能比上一次更严重,因为我们已经对手中最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特效药产生了耐药性。

过去十年来以超低利率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形式呈现的常期使用的肾上腺素注射,让我们的特效药严重丧失了其原有的强有力稳定和刺激经济的能力。

以史为鉴,这种错误引发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范畴。

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表明,长期性经济增长不如人意的时期,似乎也都是公众对少数群体和其他国家感到愤怒和无法容忍的时期——紧随其后的很可能就是各种动荡、恐怖主义、甚至战争。

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意图保护美国工人和农民免受外国竞争。

法案实施后五年中全球贸易额减少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政策制定者们动用了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和近零(甚至负)利率在内的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才成功将全球经济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收入不平等引发冲突

当然,二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没有什么标准路径一定会导向战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引发冲突方面有重要作用。

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高点通常会伴随一场严重的危机。收入不平等水平随后会降低,然后会再次上升,直至到达一个新峰值以及一场新灾难。

虽然由于样本点数量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证实,但我们对这种相关性绝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当现在全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都处于历史最高位时。

这些问题再加上科技颠覆、史无前例的移民危机、对全球化的焦虑、政治两极分化以及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等诸多引发社会动荡和外交紧张局势的其他因素,更令人担忧。

这些问题既是以往政策失败的症状,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危机的触发点或可以燎原的星星。

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选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沮丧和失望,但他们持续支持的那些迎合情感情绪的民粹主义者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明智,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例如,尽管各国间有着前所未有的依存关系,多边主义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许多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治理下的美国,正在追求单边的孤立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也门在遭受着代理人战争的残忍蹂躏。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考量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按照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理论,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

在现有情况下,全球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即刻推动长久以来承诺的结构性改革,同时用理智且相互尊重的全球对话来取代指责与敌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全球性大乱。

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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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沈志强:硅银倒闭影响甚微 大马今年没经济危机

(吉隆坡15日讯)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指出,根据国内评估,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对我国银行机构构成的风险极低且有限。

他说,我国银行系统维持竞争力及韧性,可以继续发挥有效金融中介的角色。

“在资本监管及流动监管方面,马来西亚有严格规定,银行系统也会定期进行压力测试,确保我们的系统做好准备。

“在货币政策角度,此事是在国家银行管辖范围,财政部不参与任何涉及此政策的决策,如2009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法令所阐明。”

他今日在国会下议院针对国盟万捷国会议员莫哈末沙尔提问财政部、国行及证券监督委员会是否采取初步缓解措施应对国内银行与资本市场受影响一事,这么回答。

沈志强提到,根据国行法令,国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被赋予自主权制定货币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保持稳健。

他补充,我国不仅评估美联储决策影响,更多是针对国内影响。

此外,沈志强指出,尽管面临全球不确定挑战,但我国在今年不会出现经济危机。

他说,根据经济危机定义,是一个国家连续两次出现季度经济萎缩,而政府预计今年大马经济增长约4.5%,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它们分别预测4.4%及4.0%。

“政府将继续加强国家经济增长及人民公平发展,并通过简化投资程序、创造更多高创新的初创公司及创造更多与收入相称的就业机会,使我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他是针对国盟龙运国会议员旺哈山提问政府应对2023年经济危机问题降低对国人影响一事,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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