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亚洲版破坏性政治的到来/大马安邦智库

2018年11月04日

几年前，世界看到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的复兴。从西欧，中欧到（目前的）北欧，破坏性政治已经严重影响全球化的脚步，添加了国际上的不确定性。

当我们还在观察和摸透欧洲情况的同时，亚洲又迎接了新的趋势。



单单在2018年内，一个接一个的政权轮替发生在亚洲大陆，而其情况恰恰冲击了日益全球化的中资以及中方所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

今年的5月，政权轮替发生在马来西亚。被各界认为“永不会倒”的国阵在本月初的选举中被推翻。这也是1957年以来大马首次迎接国阵以外的政权。

更重要的是，其案例说明尽管媒体的控制，言论权的限制及多年的政治灌输，以纳吉为首的国阵政权仍被拉下台。

这足以证明根深蒂固的政权完全有可能通过选举程序被推翻。

希盟政府执政之后，有关“一带一路”的基建工程、东海岸铁路，被无限期喊停。加上房地产开发和塑料回收项目的话，那么所涉及的影响肯定不小。这种趋势都显示以往（国阵时代）的开放式引进中资不可能接续下去。



换来的是“新常态”，那就是以识别性方式来评估每个外国投资项目，包括中资。

而评估的指标包括对当地就业机会、科技转让、人才培养和行业升级的影响。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的政权轮替已经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和整体中资的情况。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尔代夫。在9月的选举中，选民把亚梅政权推到，而在野领袖依布拉欣索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如大马一样，各界都没预料到马尔代夫业会进入政权轮替的时代。事态发展也恰恰对中资，甚至中方“一带一路”的推行，具有潜在的影响。

这主要是索利赫是印度寄予厚望的领袖，而他的胜出完全有可能逆转亚梅政权与中方签署的项目以及数百万美元的贷款。

在反全球化浪潮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和其他海外投资项目，面临着比过去更多的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

中国一带一路遇阻

至于是否影响“一带一路”的倡议，因新政府还没成立（11月宣誓仪式），大家还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继续关注。

至于巴基斯坦（7月）选举结果是否对“一带一路”和中资的影响，其问题的答案较为含糊。

无论如何，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胜出规模也是各界无法预料的。因该党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多数席位，这也意味着谢里夫和布托这两大政治王朝在这次的选举中受到挫败。

当选后，首相伊姆兰汗透露，要与（全天候合作伙伴）中国和（昔日的盟友）美国建立“平衡的关系”。

在获得中方大力支持（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同时，伊姆兰汗也试图寻求（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救助，以便偿还该国的国债。

因IMF的条件包括巴方披露该国向中方借贷的实际情况，再加上中方有意为巴基斯坦提供贷款还债，该国现在处于两难的境地。

在两难的前提下，巴国的后大选情况充满着变数，各界需要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来分析巴国政权轮替对整体中资和“一带一路”的影响。

作为经济保护主义和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所奠定的亚洲，说其大陆会走向欧洲式那样的极右政治道路，这种定论并不恰当。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政权轮替（和规模）是世界没料到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反复出现在中资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点上。

毫无疑问，他们的交融必然产生冲击，这也是自然的结果。安邦咨询（Anbound）就曾提到，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和其他海外投资项目，在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面临着比过去更多的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

各界应该着手评估是否其三案例会掀起更大的风浪，使得更多的亚洲威权政权陷入政权轮替的“水域”。

只有早做好思想准备，大家才能更好地适应其亚洲版的“破坏性政治”。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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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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