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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带来中资
槟来往中国客流量增20%

2018年10月15日
南航的服务不仅与价格对等，甚至较一些廉价航空更值。

（槟城15日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普及，北马来往中国各城市的双边客流量增加了至少20%，而驻扎在槟城27年的南航北马办事处更是在过去3年来才获得盈利。

南航北马区总经理刘振华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推展后，越来越多中资入驻槟城，而游客量更因为槟城的知名度而日益提升，这直接令两地的来往客流量较过去同期相比增加了20%以上。



北马南航首获盈利

他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如此说道。期间，他透露，南航在槟城27年来，也首次在过去3年获得盈利。

不过，他也点出，目前中国的游客还是比大马来得多，其中根据每天和每月的数据比较来看，我国客流量仅占整体的25至30%。

1994年开始在槟城起飞的南航在北马的班次相当高，一周有14趟，平均一天2趟。早期以探亲和商务往来为主，近年来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而改变了客流结构，不仅原有的商务客流增加外，旅游、政府往来等也日渐频密。他有信心，未来的马中的商务活动以及游客会更多。

南航是亚洲第一大航空，更是全球第三大航空公司，主要以中高端路线游客为主，因此成为商务旅游及政界代表的首选。近年来，南航也因为价格和服务对等、价格及服务较廉价航空更值得、地点覆盖更完善而成为中国游客到访我国的主要选项。



无论政府或私人机构，刘振华(右三)和槟城旅游单位都积极推动两地往来。左为中国领事馆宫幼鹰、首长政治秘书郑来兴及旅游委员会主席杨顺兴，右为黄茁原和华人旅游公会会长拿督陈三顺。

刘振华：成本太重增航班需三思

刘振华坦言，南航对增加新航班一事仍在观望。

他说，目前南航较趋向稳健发展，若没有仔细研究就增加航班很可能会导致大亏损。

“毕竟新航班的成本太重了，不小心些亏损会很大。”

不过，他也透露，尽管还没有来自总部的明确指示，然而依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其他城市过来北马还是存有可能的。惟，一切还不能确定，尤其北马的市场始终较其他地方来得小。

目前更多人选择乘搭南航。

改善签证将是助力

刘振华表示，由于申请签证需要花上时间和额外金钱，因此许多中国游客都会前往泰国，错失了来马的机会。

他指出，如果能免签证，那么会有更多中国人选择来我国，尤其我国在语言和食物上都相当适合中国人。

另外，他也建议马中两地政府若是能签署更多的姐妹或友好城市，那么将会大大刺激双边的客流量。

促进两国交流比赚钱重要

刘振华表示，就算航班没有盈利，也还会继续飞下去。

他说，航空本来就是为了人员往来和物流密切相关的而设，因为它带着两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员交流的使命而营运的，因此不能只是看赚钱与否。

他也说，南航主要是将两国的人员全面覆盖，希望大马人（商业、政治）能选择南航。

他也强调，南航不会与廉价航空抢市场，因为彼此定位不同，航线网络也不一样。

“大马商人可以过来中国后转往任何世界地方。因为我们客流量多，航班也多。”

独家报道：黎添华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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