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走歪的政经正道(系列1)】政治介入经济,正道或歧途?

我国主要官联公司表现亮眼,名列百大企业榜,可在民间形象和评价却越来越负面,几乎与官商勾结、拖累国家经济、吞噬人民税金和剥削私营经济市场的“腐败机构”划上了等号。



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让官联公司介入各个经济领域,1980年代是官联公司控权转至政治领袖集中掌控的重要转变阶段,也诱发了往后的各种舞弊议题,其中如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大马人民信托局(玛拉,MARA)、朝圣基金局(LTH)等,更是近年常被提及的一些名字。

一向敢怒敢言的马来亚大学经济学家艾蒙特雷斯古密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不久前发布我国第一份官联企业的研究报告书《政府营商:多样介入形式》(Government in Business: Diverse Forms of Intervention),从官营企业的历史、形式、发展,深入探讨我国官营企业的角色、功能、实践和绩效。

且看经济学者对新政府口中“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马来西亚,有何良药可以振兴看似走歪了的政经正道。

杜绝政治赞助  加强问责监督          

 打“怪兽”刻不容缓



5·09大选前,希盟以“怪兽”形容官联公司;大选后,新政府却未曾采取或提出要检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怪兽”——这是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系教授艾蒙特雷斯古密兹博士(Prof Edmund Terence Gomez)“耿耿于怀”的问题之一。

其次,在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下造就了许多马来中产阶级和企业精英,这些受过教育、拥有专业的精英,将是掌控国家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群体,对于政府介入经济形式会否出现新变化或改革,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新政府在整顿官联公司的同时,国会也必须成立专门监督官联公司的委员会,提高官联公司的问责与透明度,尤其必须杜绝利用官联公司作为政治赞助的歪风。

兼任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艾蒙特雷斯古密兹坦言,虽然政府投资臂膀要注资什么公司,每一项投资决定究竟是基于多数人还是小撮人的利益,国会难以逐一审视和监督,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其他可行方法。

人民应有知情权审视权

官联公司是动用国家资源的营利机构,长久以来欠缺的就是监督机制。因此,他不止一次提出,国会应成立一个由在野党领导的委员会,专门监督官联投资公司,以便更加问责、更具透明度。

这位经济学家告诉《南洋商报》:“新政府必须在介入有关利益及合作单位方面采取更加透明化的机制,即认清和重视人民的知情权和审视权,而非不公开的官方机密。”

艾蒙进一步提出“政党控制官联公司作为赞助工具”的严重问题,其他关于“四大宝号”主要掌权人的评估也提出对于政府介入经济和官联公司治理模式的担忧。

2017年杪,拿督斯里纳吉身兼首相和财政部长职,给予他庞大到无人可以管控的权力。

此外,当时的乡村和区域发展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不仅同是巫统最高理事,也是彭亨州百乐区国会议员,而纳吉也是来自彭亨州,间接暗示了一个大范围掌控官联公司的政治集团,可通过政府部门作为赞助的工具。



181003a0402_noresize

 

13州政府干预经济大不同

令人费解的是,13个州政府各有不同的干预经济方式,不论是否通过官僚机构或州大臣/首长机构,都有将经济权力从官僚机构转至州大臣或首长机构的明显因素。

虽然中央官联机构有监督各州政府官僚机构(比如经济发展机构 SEDCs),但在州政府体系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制度(涉及政治、官僚、宗教精英甚至是皇室成员)作为决策因素。

州政府官联公司的成立和聘雇权力集中在州大臣或首长,给予一个人太大的决策权,分配执照、合约及补助金。

换言之,州大臣或首长拥有自主权,通过设立官联公司及任命董事会高层,间接将官联公司作为政治赞助工具。

官联公司所产生的贪污,委任政治人物为董事会高层正是一大主因,结果就是衍生政治赞助文化,破坏了公共企业的公有制,以致这种干预形式(官联机构)变成不可行或永续经营的坏机制。

形成政治赞助“温床”

委任政治人物为官联公司董事会高层的做法,在州政府的官联机构较为普遍,成为政治赞助行为的“温床”。

一些在建筑和产业发展的收购,也涉及由巫统提出的赞助;一些政治人物担任公司董事收取董事费用,而这些资金之后却分派到党内应付开销和支付职员薪水。

在希盟执政的槟城和雪兰莪州,早在新政府执政前已出现州政府控制官联公司的趋势,并且连续发生贪污丑闻,情况令人担忧。因此,艾蒙特雷斯认为,强调改革的新政府,有必要出示证据解答这些疑惑和担忧,并且成立改革委员会,整顿中间人寻租行为和政治赞助文化情况严重的官联公司。

新政府回到一言堂

加深政治干预经济

艾蒙特雷斯说,5·09大选之前,首相敦马形容关联公司为“怪兽”,新政府执政后却不见检讨“怪兽”,反而更加深化政治干预经济,垄断经济权力,回到旧时代——这是必须质问和检讨的重要问题,不能轻视和放任的忧患。

他强调,《政府营商:多样介入形式》研究报告书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研究目的,是要让证据反映实况,让政府和国民关注和重视将国家资源私有化的“怪兽”(官联公司),冀望新政府能拨乱反正。

他直言,国家必须清除掠夺性的政策,必须拿出大刀阔斧改革的诚意、勇气和执行力,真正拯救国家经济,拒绝回到1970年代,拒绝重蹈覆辙。

马来亚大学经济与行政系教授艾蒙特雷斯古密兹博士

新面孔有胆量没经验

回到现实,对于拥有许多新面孔的新内阁心存忧虑,他坦言“非常担心”,因为多数新晋部长和年轻代议士“完全没有在朝经验,甚至没有社会经验”。

“他们有胆量,有理想,有学术理论,但没有实际经验。他们也许满腔热血,也许是好人,但那不是重点。我关心和担忧的是,为何让那些事发生(比如官联机构掌控权分配)?为何还是停留在旧时代的一言堂模式?

“他们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也没人配合他们,他们无法掌控那些人(部门官员),于是就被一人掌控,以一人为指标,最终决策全部由一人决定,完全遵循一人,没人挑战,甚至不敢挑战。”

他直言,对于国库控股撤出财政部,而财政部属下的官联投资公司移至经济部,“没人质问过为何要这么做?”甚至“全部保持沉默!”

商业领域勿扶弱

平权政策的不平权,不仅限于马来族群,对其他长期受到种族性扶弱政策影响而被排挤在主要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族群,更是日积月累的不满。

艾蒙特雷斯强调,通过扶弱政策介入经济,不该实施在商业领域,比如工程和产业发展,而研究证据显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的干预策略是失败的。

“我们姑且将问题归咎于政治人物将政治利益摆在一切之上而产生各种问题,那再看看其他中小型企业领域,并不见得土著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占了多数,不论是在大企业或中小企业,都没有土著商家成为多数或主流的证据。”

土著大会老调重弹

从30大企业或50大上市企业榜可以看出,并没有土著企业家占多数或占据主流经济领域的清楚证据,屈指可数的土著企业家只有丹斯里赛莫达掌握海陆空交通和柴米油盐各主要经济领域的大企业,余者能在富豪榜或50大企业榜上列名的是银行家丹斯里阿兹曼哈欣,另外就是Uzma创办人拿督卡马鲁利端,但后者属于中小企业领域。

艾蒙特雷斯指出,今时今日的问题关键已不是种族政策,而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的48年,有关政策和官联公司并没有达到计划目标,反而显示存在或产生严重问题,真正受惠的土著并非预期或想象中那么多和成功。

“早前的土著与国家未来大会上又老调重弹,如今已是2018年,还在说着同样的问题,用1960年代、1970年代的提案和思维,清楚显示有关政策是失败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已证明失败,不能再循环使用。”

新经济政策被扭曲      

造就小撮马来精英

新经济政策和国有企业造就了马来中产阶级和企业精英,成为各个经济领域的专才以及官联企业的领军人,如今名列十大、百大企业榜上的土著企业家,即为成功例子。

自从1970年代开始,政府便经由扩大公共各部门与创设大量公共企业,进而为马来人的加速城镇化提供条件,以增加就业机会及促进工业化的动力,马来人的就业形态,也因此从农业转为工业与服务业,特别是公务员。

居住与就业形态的概念,造就了第一代马来中产阶级,其特点就是,在性质上,颇多是国家依存型(State Dependent)的中产。

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下的扶弱政策,通过教育贫穷的土著群体,提升教育和经济能力水平。这些教育政策培养了马来中产阶级和企业精英,亦即后来成为各个专业领域的专才或领袖。

扶弱政策“厚此薄彼”

长达20年的新经济政策(1971-1990)及其延续政策“国家发展政策”(1990-2000年)与国家宏愿政策(2001-2010年)皆秉承“具备平等增长”的发展策略,旨在增长和平等中寻找平衡点。

按照政府的策略,一系列扶弱政策的先决条件是维持高经济增长。新经济政策在降低贫穷方面确实取得很大进展,成功提高经济处于弱势的土著或马来族群的经济地位,创造出庞大的马来中产阶级和企业精英。

但是,倾向单一种族的扶弱政策却是“厚此薄彼”的不平权政策,仅将部分马来族群引入主流经济活动,而族群内的贫富悬殊却因实践上的偏差和缺乏效率,持续扩大。

国内一些有关议题的政治经济研究指出,平权政策被寻租活动、朋党主义和济富政策骑劫和扭曲,只有金字塔上端的一小撮马来精英垄断和受惠。

新土著未来改革重要群体

有关也被批评为“缺乏创意,甚至没有关注当前数字经济的格局,依然是陈旧观点,缺乏年轻人观点,而只有年轻人才懂得当前的经济需求”,更有新生代马来企业家或艾蒙特雷斯所说的“新土著”对新经济政策不置可否,认为“世界经济已经改变,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家可以不在有资产的情况下创造财富”。

艾蒙特雷斯直言,政府的干预经济政策是否还要继续同样的陈旧策略?这是新时代国人应该提醒和质问新政府,重新审视和检讨的问题。

“不过,新经济政策在教育方面确实有成就,尤其是让贫穷阶层或乡村家庭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际提升土著的教育水平,造就了后来崛起的‘新土著’。”

他说,这些新土著具有高学历、专业文凭和思想,许多是出国深造,视野宽阔和新时代思维的新生代,他们不在官联公司或借土著特权或依赖政府合约,而是利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在私人领域里竞争实力,尤其是占最多数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些真正了解新时代经济需求的土著群体,将是未来国家改革的重要群体,不再是国家依存型的中产。

特约报道:陈绛雪

特约报道:陈绛雪

特约报道:陈绛雪

特约报道:陈绛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