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欧金融合作升级恰逢其时/大马安邦智库

2018年10月01日

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坚持执行“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给中国和欧盟在贸易、甚至是国家主权方面制造麻烦。

特朗普商人“出身”的本质暴露无疑，他试图利用美国在军事和金融的优势，不断压榨别国利益，甚至连传统上的欧洲盟友也不放过。



法国和德国不得不开始谋划建立独立货币结算体系，实现金融领域“独立、自主”。

虽然全球结算支付系统SWIFT，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但是SWIFT的治理结构，决定了其并不听命于欧盟，而是被来自于美国的银行机构控制。

可叹成立于半个世纪前的SWIFT，在历史上对贸易全球化、金融支付结算便利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随着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金融“美元独霸”的弊端日益显现，欧盟有诉求也有能力与之对抗。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建立与SWIFT同等功效、甚至更高科技含量的全球金融支付网络并非难事。

但是，建立与SWIFT相抗衡的“朋友圈”则绝非易事——SWIFT体系会员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的1.1万金融机构，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系统性金融机构。



成功的金融服务，必须要基于实体经济，成功的国际金融平台，更是必须基于真实的全球贸易和货币投资。

在全球化贸易投资的今天，欧盟金融想“独立、自主”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朋友圈”不够广。

优势互补

因而，欧盟最新的表态就不难理解了——法德两国不约而同都表达出想联合中国、俄罗斯，共建“不被美国控制”的货币支付系统的意愿，无疑为中国和欧盟金融合作升级提供了恰当的时间窗口。

中国与欧盟在金融业发展上非常互补：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化产能基础，从原油到大豆等主要大宗商品定价基本都要看中国市场的“脸色”，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间短，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很多新经济、新业态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去美国股市融资。

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股票交易所的诞生地，欧洲金融则因为缺乏市场增量“没故事可讲”！

客观地说，美国股市能在过去二十年“完胜”欧洲股市，中国的“增长故事”贡献很大——欧洲金融机构不缺钱，缺的是中国“消费升级、消费细分”的大市场，也包括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

因此，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元作为第二大世界主要货币，具备强强联手的基础，也必然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欧洲金融服务升级带来快速增长的契机。

矢共同摆脱美国霸权

中国和欧盟共建全球货币支付、清算和结算体系，应主动团结包括中东、俄罗斯、东盟、非洲等国家和经济联盟，把“人民币+欧元”的信用体系的金融杠杆用足，争取包括石油美元在内的“第三方”资金支持，共同摆脱美国的金融霸权。

除了积极与欧盟探讨建立新型全球支付机构，中国还应把自贸区金融创新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用足。

例如，中欧共建的全球金融服务平台可以考虑选址在中国最大的自贸区——海南，基于自贸区贸易、港口、物流的天然优势，将大宗商品交易和定价的金融服务半径有效扩大。

同时，作为国际旅游岛，常年吸引着俄罗斯和中东的石油美元机构驻足，最容易建立新型的全球金融“朋友圈”。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中欧金融合作的巨大潜在市场，网上购物便利化更是让贸易无国界。

中欧之间的电子商务贸易量近几年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让电子商务金融摆脱依赖美元结算的升级势在必行。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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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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