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联营”重获新生/李兴裕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宣布,政府将重启马来西亚官民联营机构(Malaysia Incorporated)的概念,即把大马作为一个大型机构,而政府与私人领域携手合作,确保取得成功。
这里要问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进行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以在本质上改变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官民联营机构”概念是于1983年2月25日,当时首次出任首相的马哈迪在“工业策略”下首次提出,以促成公共与私人领域一个新的共存共荣关系。它是仿效日本的公私合作关系与特定国营投资合作互惠互利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发展紧密合作
它是建立在一个把国家当成一个“企业”或“商业机构”来经营的构思上,而这个“企业”或“商业机构”是由公共与私人领域联营。
在这概念下,所有权益相关人士必须紧密合作,以取得更好的经济利益与发展。
政府(公共服务)所扮演的角色是营造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以推动私人领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火车头。
它相信只要私人领域取得成功,业务不断增长及创造更多财富,将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国人的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商家也赚更多钱,政府自然将取得更多的税收。当国库收入增加,政府可拨出更多公共资源,推行各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诚如1991年推出的“1991年马来西亚官民联营机构实行指南”过后,政府推行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计划与措施,以加强和精简化行政条规、程序、系统及公共交付服务,以支援私人领域的各项活动。
当时,当局也定期举办许多的咨询小组会议与对话会,以搜集私人领域对妨碍商业的政府政策与条规的反馈。此外,各方联合资助的各项活动,如讲座、论坛、培训等定期举行,让各方分享资料、知识与经验,也协助加强了公私领域的关系与合作。
如今,政府复兴马来西亚官民联营机构的概念,会否将引领大马经济迈向更高峰?我们需具备哪些成功的要素及富建设性的力量,以规划更有利的政策环境,最终成功吸引更多的私人领域,包括外来直接投资的参与及资金投入?
马来西亚官民联营机构概念的重新推行,不会全无障碍与问题。公私领域皆需有新的思维与心态,以取得经济上的成果。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如常作业的思维。我们必须终结小拿破仑文化,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支援,应专注在经济与商业特别附加值,以及可以相辅相成的环节。
无论是中央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必须在公私联合发展计划下,成为私人领域有效及可信赖的伙伴,并提供富建设性的措施便利,以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这包括投资于人力资本与教育、提高公共交付服务的素质、适时的传播资讯、开放市场及加强各机构营运。
政策勿朝令夕改
双方可分享未来发展的知识及良好管理做法,以及通过与私人领域与学术界在促进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追求催化创新的方法。
政府必须打开心扉,认真听取各种想法与建设性的批评,以解除阻碍商业增长的各项条文限制。当局也应与商界合作建立特定的机制,以启动投资及更专注的为草创投资提供支援与融资。
政府在政策上必须前后一致,切勿朝令夕改,推行富竞争力的税务制度、营造亲商的投资环境,以及维持有效的公共交付服务素质。
政府为私人领域提供的支援,必须是以专注特定领域为主,以公开透明化的程序遴选得标者。在此我认为,国防、能源、药剂及资讯通讯工艺领域的各个政府机构,与私人领域的关系必须是富有生产力。
官联公司又将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必须定期检讨官联公司广泛涉足国内经济各个领域的情况,确保有限的公共财务资源获得有效的管理与投资,又不会将私人领域排除在外。
在治国和提升国力上,政府必须革新公私领域的互惠互利关系,公私合伙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合作、信赖及良好治理的基础上,以确保在私人领域进行可行的投资决策之余,我国有效的资源获得善用。(翻译:李治宏)
适应全球供应链动态变化/李兴裕
近年来,全球和区域供应链格局不断演变和变革,企业和各行各业需加强自身免疫系统(供应链),以在机遇中应对多重挑战和威胁的风险。
从冠病疫情造成的严重破坏到地缘政治分裂、去全球化的政治压力不断上升、经济不确定性、数字科技的兴起、对永续性的日益重视,以及特朗普解放日关税造成的前所未有的贸易动荡,它们凸显了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全球供应链所固有的脆弱性。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始于显著的向本土和消费市场转移的回流和近岸生产。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制造商和企业纷纷推行多元化的供应链战略,通过调整供应商和转运来规避关税。
“中国+1”战略已成为最受瞩目的战略之一,制造业借此将业务拓展至中国境外,以管理和降低供应链风险。企业正在制定战略,整合其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和网络,以确保供应链的韧性和成本节约。
企业已将部分业务转移,利用东南亚等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更具竞争力的地区的机会。越南、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已从供应链的转移中受益。
受地缘经济全球化、国家安全经济民族主义及美国加大对中国在科技、半导体、医药、钢铁、关键矿产等战略产业实施战略脱钩的压力,全球供应链重构未来可能加速。
供应链分化将加剧
随着战略脱钩压力的不断扩大,供应链的分化将加剧,企业会创建独立的供应链来应对贸易壁垒,减少对单一供应商或地区的依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中断和成本。
这可能导致全球市场出现一些产品由重复的供应链生产的情况,一条供应链面向特定市场或受限制的地区,另一条则面向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全球市场。
半导体供应链确实是一个突出而复杂的行业,它正朝着全球贸易分化的方向发展,导致美国和中国各自追求半导体生态系统,以控制供应链。
如果特朗普成功利用对等关税,或针对被视为中国“亲密盟友”的国家的特定行业关税作为武器,那么任何为规避关税而进行的供应链地理重构,都将使这种迁移失效。

东盟供应链角色吃重
全球供应链持续快速演变,东盟在这一转变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国都专注于特定领域。
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越南作为制造业中心,也是中国和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战略定位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获益,同时应对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压力和战略经济竞争。
东盟国家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并利用其在某些领域的专业能力。
马来西亚是半导体组装、封装和测试的主要枢纽。根据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政府相信大马的半导体产业有潜力将其价值链扩展到前端领域。
与此同时,新加坡是半导体公司的首选,正在投资新的芯片工厂并扩建现有设施。
例如,意法半导体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合作,在其新加坡工厂建立了一条尖端研发生产线。
印尼迅速崛起
越南和柬埔寨以电子产品制造业而闻名,尤其是消费电子产品。印尼正迅速崛起,成为潜在的全球电动汽车生产中心,尤其专注于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相关零部件。泰国是东南亚领先的汽车制造中心。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以及与欧盟、印度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使东盟国家能够利用一体化供应链,并可能加速近岸外包和回流东南亚,这得益于对电子制造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电池绿色产业、生物医药和制药的投资。
东盟须优先制定政策,通过加强交通和连通性基础设施、促进数字化等科技进步及支持物流服务提供商(特别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MSME))的发展,来增强其供应链的弹性和效率,以看到供应链大规模向本区域转移。
东盟建立互利关系
东盟国家之间建立互利合作与伙伴关系,使成员国的企业能够协作、共享资源,并创建更高效、更有弹性的区域供应链。
东盟对数字化的承诺体现在"东盟单一窗口"(ASW)等倡议中。该倡议通过整合国家单一窗口(NSW)来简化贸易流程。这一区域平台促进了贸易文件和数据的电子交换,加快了货物清关速度,并降低了企业成本。
作为东盟主席国,马来西亚也积极参与《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该协议将为区域投资开辟新机遇,增强市场准入,简化供应链,并协调东盟范围内的数字法规。
在当今全球供应链不断演变和复杂化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须适应变化、创新发展、积极运用战略并利用先进科技,才能在新时代蓬勃发展。
东盟高度依赖中国和美国,且中国和美国都是其技术转移的主要来源,如果中美供应链脱钩加剧,东盟将面临严峻的形势,需要应对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动荡。
东盟国家和企业已实施战略,通过近岸投资和回流投资,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增强其韧性,并通过本地化和进口替代提高自力更生能力。采用"中国+1"或"中国+2或3"模式,拓宽其供应链,不再依赖一两个国家,甚至不再仅仅依赖亚洲。
中美分化全球为难
以美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分化,可能迫使各国政府作出艰难的战略选择,可能导致贸易分裂,而这种分裂往往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经济目标。
这两种体系之间的拉锯战,可能会造成一个复杂的环境,各国政府必须在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关切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之间取得平衡。
与任何一方走得太近都有可能疏远另一方;试图平衡双方,又可能使各行各业面临贸易壁垒、科技冲突、融资限制或外交摩擦。
另一个趋势是扩大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半导体供应链的区域性本土化,以减少对外国来源的依赖,从而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虽然供应链正在重新配置,以变得更具弹性和地理分布多样化,但完全与美国和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而且会造成破坏,这意味着本区域的供应链离不开中国或美国。
全球和区域供应链依然相互关联,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和贸易网络核心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鉴于中国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可扩展性、能力和科技驱动,将中国从全球生产流程中剔除并在其他地区复制,既具有挑战性,又成本高昂。
成本效益和规模经济的考量依然存在。当政策扭曲推动多条供应链的创建时,规模经济的受损和资源配置不当,会导致效率低下和价格上涨。
供应链多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成本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有利的营商环境、公平透明的监管、可靠的经济政策、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