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巴里·埃申格林

2018年08月22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摇摆不定的单边主义行径，完全等同于放弃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领导权。



他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否决伊朗核协议、发动关税战争以及经常在抨击盟国的同时，向敌人示好的做法使得美国迅速沦为一个不可靠的国际秩序维护者。

而该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可远远不限于让美国丧失全球领导地位。

它们还为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偏好重塑国际体系提供了空间，尤其是中国的影响力可能会因此提升。

试想如果欧盟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它也将因此具备更大的动力去依照习近平政府可接受的条件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更宏观地说，如果美国背弃了全球秩序，那么中国将有条件去牵头改革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因此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想要什么？该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是什么样的？



依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

首先，中国很可能仍然是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支持者。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致力于“发展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

可见习近平及其领导团队显然不想分拆整个全球贸易体系。

但在其他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将与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有所不同。

与二战后的标准做法相比，中国会更多地依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而不是多边谈判。

2002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随后它又与另外12个国家达成双边自贸协定。

在中国继续强调双边（而非多边）谈判协议的情况下，这一做法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会被削弱。

而中国国务院则呼吁制定一项“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贸易战略。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系统。

也有人预计会出现以中国为中心，同时也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多个中心辐射贸易系统——鉴于中国已经开始着手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用财力扩影响力

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可能会提升其他以中国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以补充其贸易战略，而这一进程其实早就启动了。

当局建立了由金立群任行长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世界银行的区域替代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向全球30多家中央银行提供了5000亿美元（2.05兆令吉）的互换额度，挑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角色。

而体现中国影响力的，则是国有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2016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9亿美元（36.9亿令吉）的紧急援助，帮助其政府避免或至少推迟了向国际货币基金求助的计划。

一个由中国塑造的国际体系也将弱化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可以想象，虽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会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新技术的开发者而发生变化，而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一直受限。

知识产权保护较弱

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可能比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更弱。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对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补贴和指令来塑造本国经济。

而其计划提升该国高科技能力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只是这种手段的最新体现而已。

对此，世贸组织设有旨在限制补贴的规则，但中国塑造的贸易系统则至少会放松这种限制。

对外资壁垒升级

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开放性也会较低。

在2017年针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限制的经合组织评比中，中国在60多个国家中的排名甚至在菲律宾，沙地阿拉伯和印尼之后。

这类限制措施是另一种旨在为中国公司提供空间去发展自身技术实力的工具。预计中国政府会偏向一个授权其他国家去使用这些政策的制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寻求在国外经营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将面临新的障碍。

金融监管偏紧

最后，中国对其金融体系的管控依然偏紧，并续维持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最近对这种控制表达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但一个中国领导下的国际制度将更容忍这类手段的使用。

结果又会对那些希望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美国金融机构增添额外障碍。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仍将继续坚持开放贸易，但它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尊重程度较低、对美国外国投资的接受程度较低、对美国出口商和寻求公平竞争的跨国公司的接受度也不高。

这虽然与特朗普政府宣称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却是该政府自身政策可能会催生的结果。

巴里·埃申格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国际货币基金前高级政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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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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