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越了冻土、监狱和黑夜的人，他懂得自由和阳光的价值，也写出了这种价值。尽管他在中国没有《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那么“吃香”，单就我个人而言，他却是一位精神上的兄弟。读索氏的作品，总感到亲切和温暖。他笔端倾斜出的自由和快乐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人身，尤其像《癌症楼》中科斯托克洛托夫出院后在街头边逛边想那些描写，使我感到由衷亲切，自己似乎真的到了那个地方，甚至当我一个人在明亮的阳光下游逛，看到周围许多人、事时，也会想起他的种种看法，种种张扬个体生命尊严和人类信念的看法。

他就是当代中国作家余杰称“索兄”的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

在一个冬日午后，重温《古拉格群岛》、《癌症楼》和《牛犊顶橡树》，翻看自己在书中划下的条条杠杠，更回忆过去的岁月里这些作品给我的道德勇气，而道德在他笔下是生命信念，不是人头脑中的教条，似乎又闻到了阳光的味道，呼吸到了春天的气息。

重温作品之余，我还是无法掩饰对《癌症楼》的偏爱。固然《古拉群岛》伟大而卓越，但有些粗糙，而《癌症楼》则更细腻和深邃些。更重要的是小说很写实，但又隽永到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关于人性和精神的寓言，就像马克斯布罗德评论卡夫卡的话，对索氏这部小说同样适用：“从每一个细节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文学创作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

这本小说是索氏的精神自传，里边主人公的经历几乎就是他本人的经历。他同样是一名军人，在军队被捕，去劳改。劳改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酝酿着一些文学作品准备写出来，但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只有几个月好活。他被折磨到奄奄一息之后，到塔什干著名的“癌症楼”治病，没想到出现了奇迹，他的癌症竟被治愈。俄罗斯学者阿格诺索夫评论此事对他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从中看到了上帝的天意：给他延期，为的是替1917年后受难的俄国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诉。作家把自己视作上帝的捍卫者与献身者。”索氏自己说：“我不是我自己，而且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千百万人，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中的发现。”

《癌症楼》正是根据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其描写准确到让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写塔什干哪家医院。小说中主人公科斯托克洛托夫的心情当然就是作家的心情——还在两个星期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这时，他发现生活本身成了伟大的礼物，而不再是随意揉搓的材料。人从根本上来说无法抗拒命运，却可以在命运的罅缝遭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自由和欢乐，这是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的，唯有用身心与生命去经历。

对治病经历进行反思

当然，作家的用意决不是照相式实录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自身治病的经历进行整体性反思。他反思的依据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确切地说是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谱系。这在《癌症楼》中能看到。

第八章标题就用托翁一篇小说的名字〈人们靠什么活着〉，写到一个病人看到这篇小说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安慰，因为托翁说人们不是靠关心自己，而是靠对别人的爱活着。而小说中的反面角色鲁萨诺夫，靠捏造事实、告密、诬陷爬到了领导地位，现在得了癌症，也住进了癌病房——对此却极为轻蔑和不满。主人公科斯托克洛托夫在一边感到极为愤慨，和鲁萨诺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第十七章〈伊塞克湖草根〉，科斯托克洛托夫对科学主义大加针砭，感叹着所谓“神圣的科学”却“每过10年”就要“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他宁可相信神迹与上帝。

托翁和陀氏都珍重人作为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这正是19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文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索氏是这一传统的真正传人。也正是从这样的精神资源出发，他特别敏感而又敏锐地发现了斯大林极权统治下对个人精神价值和生命尊严的摧残。因此，他才以生命代价来写《古拉格群岛》，记叙极权对个性的蹂躏经过，同时又记载人类的高贵精神在万般艰难的困境中如何坚强不屈。我尤其喜欢《古拉格群岛》第五部“苦役刑”第五章〈铁板下的诗篇，岩石下的真理〉，这一章记叙了在劳改营中，犯人们如何顽强不屈进行创作，追求着真善美，通过文字表达对真理的爱。

哪怕面对死亡，仍要争取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或者，他相信只有在苦难和绝境中，才锻造出真正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来。

索氏甚至认为，若没有逮捕和监禁，他这一生也许永远都只会写写歌功颂德的速朽文字，尽管他热爱文学，也不过天天为着文学题材的选择和文学技巧的提高而苦苦思索，这样的写作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奴才”式写作，日日抚摸着镣铐唱出优美动听的赞歌。而遭监禁和流放之后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召唤。他觉得自己已不得不为真相而写，为了不遗忘过去而写。

但真相是什么？这需眼光来发现。所以，从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出发，索氏发现整个国家病了，长了肿瘤。人体的肿瘤会导致人死去，国家的肿瘤也会导致国家死去。这是《癌症楼》要告诉读者的真相。

自由成奴役 幸福没兑现

新意识形态的国家之所以建立，当然是为了保障个人能过上幸福生活，但它却一再以幸福来诱惑人把自由交出去，到头来自由变成了奴役，幸福生活却远远没有兑现。

科斯托克洛托夫排队买火车票时愤懑地想——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作风也不一样，但是排长龙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用排队的火车站他甚至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分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更可怕的是这得了病的国家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自由不知不觉消失，人们没有察觉还兴高采烈接受奴役，思想上也甘愿接受国家为了所谓最高利益灌输个人的谎言。《癌症楼》中的鲁萨诺夫就是这样的典型。以他的精神特征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人存在并飞黄腾达就是国家得病的症状，不对这样的邪恶进行道德谴责，国家就没好起来的希望。

索氏并没有完全把使国家患病、扼杀自由的责任推给鲁萨诺夫们，他反省过自己，发现自己的精神上也有这样的肿瘤，像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自己也吃过人。

在巨著《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监狱工业”第四章〈蓝滚边〉中，索氏回忆起自己被捕第二天，要和另外6个俄国兵、一个德国战俘一起步行被押送到布罗德尼茨，押解队长点头示意要索氏拿起他本人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6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索氏感受到了侮辱，就请押解队长让德国人拿。德国人拿了一段路就拿不动了，其他战俘却自愿轮流着拿起箱子来往前走。类似当上军官这样的小小权力就能把人异化成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多年后，直到在古拉格群岛经受非人磨难后，索氏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才认识清楚，他忏悔说：“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

精神不知不觉生癌

所以， 人们的精神不知不觉就生了癌，一定要借助忏悔使精神得到光照和治疗。就像科斯托克洛托夫的癌借助爱克斯光照射一样。

1993年，流放国外20年之久的索氏在归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记者斩钉截铁地说：“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这可不是要人在人面前“坦白从宽”或“治病救人”，而是回到神圣价值，蒙受光照，接受精神洗礼，新生命才可开始。不给邪恶和罪孽一个说法，就是对邪恶和罪孽姑息。

人类自身怎么会得精神疾病？

社会和文明本身一定会矢口否认。很多人躲进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幻象中麻醉自己，根本不愿正视精神疾病。其实，连生命本身都是一种病。周国平在《生病与觉悟》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患着一种“必死但不会很快就死”的病吗？生命本身岂不就是这种病吗？柏拉图曾经认为，如果不考虑由意外事故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每个人的寿命在出生时就已确定，而这意味着这种最终导致他死亡的疾病一开始即潜在于他的体内，将伴随着他的生命一起生长，不可能用药物把它制服。

死亡正是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到时候一定会炸响，一分一秒都不误，把每个人炸成粉碎。

人对死亡尽管漫不经心，但对肉体疾病还是会高度重视。什么时候，才有索氏这样的眼光，关注一下精神疾病？

也恰是有了价值之光的透视，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在疾病的摧残下，科斯托克洛托夫才空前关注起那不该被摧残的生命柔情，死过一回之后，才唤醒了那无比活跃的生命意识，发现了3个卢布一串的烤羊肉味道是那么喷香，那么与众不同，那么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