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放缓已经成为了世界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过去十年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平均为1.2%，低于过去25年3.1%的平均值。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使社会变得不那么慷慨宽容，也会降低其包容性。因此有理由表明正是过去十年的增长低迷导致了席卷多国的破坏型民粹民族主义不断激增。

正如二十世纪那最为黑暗的几十年那样，今天的民族主义采取的形式是对移民的强力反对，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自由贸易的抵制。更糟糕的是，眼下这种毒害性的民族主义将进一步加剧推动其崛起的经济放缓。

而如果要将这种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增加开放度以推动更快增长——将至少部分取决于是否能将移民与包容型民族主义更加融合一致。

关于这个问题的经济证据相当明确：移民对经济增长是有巨大贡献的。此外移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和较低的出生率正在催生退休潮，也缺乏相应的本土适龄劳动者队伍去进行补充。

我们试举一些例子：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持续萎缩；在欧盟，移民占到了2000至2010年劳动力增长的70%；而在美国，移民是劳动力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果只依赖于那些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其劳动者数量就会缩减。

即使必须支撑更多的人口，更快的增长也是有益处的，因为移民就业者支付的税款有助于支撑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人员。总的来说，相对于日本这类人口萎缩的国家，成为一个人口充满活力且不断扩大的快速发展国家是个更好的选择。

此外，除了扩大劳动力队伍外，移民实际上还能通过提高生产率（即每个工人生产的数量）来提高人均GDP，因为这些人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并开创新的业务。

薪金有望提高

例如，在德国，2015年中44%的新公司是由外国护照持有者启动的。在法国，经合组织估测移民的创业活动参与度要比本地出生的工人高出29%，该数字也与经合组织整体平均数相近。在美国，移民获得的专利数量要比本土出生公民多2至3倍，而他们的创新也会使非移民受益。

毫无疑问，移民扩大了整体的份额；但他们又会如何影响这个大馅饼的分享状况呢？这方面的证据则不太清楚。当然其中必定有赢家和输家。然而，总的来说，现有证据表明，移民不会拉低本土出生劳动者的薪金水平。事实上，移民更有可能提高整体工资。

比如最近在法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移民在特定省份的就业份额每增加1%，其本地出生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会提升0.5%。除了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群体的规模和生产力之外，移民似乎还经常能对本土出生工人的技能做出补充，帮助后者获得更多收入。

建立文化预期

我的专业方向是经济学，所以我会强调增长的作用。但这显然不是民粹民族主义兴起的唯一因素。发达国家在文化上的演变也很重要，甚至可能比增长影响更大。

例如在美国，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了今天的14%左右。正如哈佛大学的亚斯查·蒙克（Yascha Mounk）在其富有洞察力的新书《人民vs.民主》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自美国上一次重大反移民运动——二十世纪初的“黄祸”——以来的最高比率。

其他发达国家的趋势相似，有时甚至更具戏剧性。例如瑞典人口中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已经从1960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19%，比美国的变化要更为剧烈。

在移民问题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抉择。它们可以付出经济代价来遵循更加排他性的做法，或者是从更大的开放性中获取经济利益。但虽然公共政策可以帮助确保开放的好处得以实现，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限制。

除了政策解决方案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文化预期，即移民不仅会带来各类不同的观点，还会作为公民加入新的国家。

这意味着要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尊重其民族传统，以及——正如我在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地区的经济学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时所亲眼看到的那样——为新国家的足球队欢呼。

而在眼下的美国，我们更应该努力朝着移民和包容性民族主义的愿景迈进——还包括一支更优秀的足球队。

杰森·富尔曼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政策实践学教授

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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