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级信贷危机发生，随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市场普遍上都将过错归咎于金融，也就是说，因为金融这“玩意儿”，在10年前摧毁了许多人的财富与工作，甚至严重侵蚀到了政府与银行体系。或许，正如一些市场人士所言，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多个主要经济体开始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等，这些都是当年金融危机延伸出来的“恶果”。

书名：《千年金融史》

作者：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

译者：张亚光、熊金武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事实上，若追溯回全球的金融史，不难发现，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都是在金融市场不断地发明、发展与创新下持续推前的，而每一次的金融改革、泡沫与灾难的出现，都让人类的文明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因此，著名金融史学家戈兹曼在这部《千年金融史》中就提出了一个相对颠覆性的看法，即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

中文译名欠理想

《千年金融史》的中文译名，其实并未能真正反映出这部著作的伟大，其原版英文书名《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直译：《金钱改变万物：金融如何让文明发展变得可能》），或许更为贴切这部著作的内容与写作动机。

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共有400多页，这篇短短的读后感，自然不能完全与详尽地探讨其完整的内容，但值得分享的一点是，历史总是与人类文明再开重复性的玩笑。

或许，那句充满哲理性的格言，“人们不会重复地踏入同一条河”，是多么具有讽刺性与耐人寻味的感觉。

金融史发展如河流

河流，与时间一样，都是流动的，抓不足的，即使你上一分钟，把脚踏入河流之中，走过对岸，下一分钟，再从对岸返回；同一条河，却已流着不同的水。

金融史的发展其实也是一样。

从美索不达米亚等古文明，到希腊与罗马的古典文化时代，再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欧洲航海时代，甚至到近代；货币的创造、债券的推出、银行的体系创建、企业与公司的启动等种种令人惊奇的金融工具、体系与制度，都在推动着城市的扩张，以及促进文明的繁荣。

但同时间，我们也从历史上见证着，人类在文明史的进程中，诸如货币体系、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政府与企业信用额度、复杂的金融与衍生产品等相关工具与机制，是如何一幕又一幕地重演着发明、扩展、泡沫、崩盘、被遗忘，而又重新发明的戏码。

人类的文明，其实并不会因为一次性的金融发展失败而选择远离，反之，每一次的失败，却又是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推进，甚至激发了更新的金融手段。

由此可见，金融与文明的发展，实际是相辅相成，甚至可以说，金融的发展条件，影响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文明发展。

对待金融差异  
中西文明际遇不同

戈兹曼在谈论欧洲大熔炉之前，特地开设一部分谈论中国的金融史，显然就是要为最后的那一部分做一个铺排。

不能否认的是，在秦朝实现大一统之前，中国与西方实际上都处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之下。即便我们认知上有所谓的“夏商周”的共主时代，但从当时的社会结构上看，周边的诸侯、族群部落等等，都仍拥有相对自主的权利，这与西方的城邦式发展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从先秦时期，齐国的稷下学派等论述，都对金融的提出其时代性，甚至跨时代性的看法。同时，随后各个时期的中国早期金融创新，诸如铸币、纸币、汇票、各类型的纸质证券，抑或是属于中国特色的金融数学等的出现，都让中国在其特殊的环境下，解决了诸多的政府、社会、金融与财务管理等问题。换言之，对于金融这“看不见的手”，中国的先哲们还是有着其清晰的分析与理解能力的。

政治稳定逐利动机较小

然而，为何中国从唐宋以后，甚至明清更迭之时，却没有走向与西方相同的道路，这也是值得去探讨的问题。无可否认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国，其科学技术成果相较于西方而言，都是更为突出，以及领先当时的世界水平的。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如西方在随后的1000年，推动工业革命让技术革新大爆发，推动全球贸易发展与资源争夺呢？目前，并没有人提出一个准确的解说。

但，戈兹曼的论点却倾向于，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缺失，而其缺失点就在时间的维度上。无论是唐宋时期，还是随后明清时期，中国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上。其金融工具与金融思想的研发，主要还是在于监管国家的财政与经济，而逐利的动机则相对较小。

反观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以来，欧洲的各个“政府”都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多个革命时期，面对着赤字财政的问题，因而急需透过债券等金融工具给予援助。

因此，金融手段的不同，自然导致了中国与西方文明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虽然中国与西方世界在过去的1000年走向不同的发展轨道，但有趣的是，全球化的发展，也再次让两者重新走到一个共同发展的维度上。

人类文明 尝试从金融错误中学习

10年前的金融危机，或许可以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又一次挑战。这必然又让人联想到1720年代的几个金融泡沫事件，即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等。但目前的关键并非是如何应对危机后的金融体系重建，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自世界大战的婴儿潮高峰结束后，我们将面临着老龄化与地球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

巨额资金供养退休阶层

近年来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养老金体系，以为退休人士提供资金支持。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倾斜，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结构逐渐失衡，无论是政府建立的养老金体系，乃至于政府的主权投资基金，都将面对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投资利益与收益，将趋向退休人士，而非劳动人口。因此，巨额的资金将用于供养退休阶层，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或许是极为不利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自古以来，金融政策的落实，与政府的信誉是捆绑在一起。当年法国大革命等爆发，都是因为政府对民众的失信所致。有鉴于此，当前庞大的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等，若无法在未来对退休人士的支援到位，将会造成另一次的重大金融打击。

或许就如戈兹曼所言，归根结底，金融关系已变得相当重要，它将不同经济体连接并融入一个复杂的全球化文明之中。对于全球文明而言，我们必须持续面对金融带来的基本问题：如何均衡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需求，如何让金融带来的利益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贫穷或富有。

金融创新的历史轨迹，也许能对这些问题提供有用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