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伍康弘

冠病期间越南试剂及救援包机被爆重大贪腐案，贪腐链条牵涉多个部门，数名驻外大使涉案开除党籍，民众认为10年反腐运动并没解决贪污问题。

越南反贪风暴如火如荼，在跨年之际，越南《民智报》报道，冠病疫情期间，越南策划救援包机当中涉及重大贪腐，牵涉部门包括外交系统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领事局、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几名驻外大使涉案被开除党籍，令人震惊，背后是结构性的贪腐，让知识界呼吁，需要制度反贪，才可以根除腐败。

越南近年反贪大案不绝，却让越南知识界批评，有没可能做到“制度反腐”，这次反贪风暴到底能走多远呢？

冠病疫情期间的两个贪腐大案“越亚试剂案”、“救援包机案”仍在延烧。越亚案从2022年6月初开始，越南前卫生部长阮青龙和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朱玉英，在这次冠病快速测试贪污事件中被捕；最近则是常务副总理范平明的助理阮光灵落马。

救援包机案规模庞大

救援包机案规模庞大，牵涉面更广，开除党籍的官员包括越南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阮红河、原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李进雄、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官员阮黎玉英、原越南驻安哥拉大使馆官员武玉明、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陈越泰；另外谴责原越南驻印度大使范生洲、越南驻日本福冈总领事武平、越南驻印度大使馆官员范如意，警告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官员阮黄灵；再对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党委书记、外交部长裴青山，以及前越南驻日本大使武鸿南施行纪律处分。

越南公安部表示，冠病疫情期间政府策划了约2000趟救援包机，每一趟班机贪腐的利润多达数十亿越南盾（10亿越南盾约为3万9000美元），贪腐链更包括公安部、外交部、卫生部、交通运输部、政府办公室，目前案件仍在发展中。

反腐攸关党国存亡

贪污似乎是共产政权永远的敌人，建国以来中国多次掀起反贪风暴，越南自从共产党前总书记黎可漂1998年上台后，多次修紧反贪污法例，现任党总书记阮富仲2016年更创造“点起火头”一词，意指反贪的火头已经点着就不会停，反而会继续升温，永不罢休，颇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味道，目的是肃清制度内的腐朽，获取对执政权的“合法化”，在阮富仲任内，把反贪上升到党国存亡的新高度。

《亚洲周刊》访问3位越南知识分子，包括在体制内工作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立法研究院研究项目总监裴海添，他是现任杜克大学“富尔布赖特计划”（Fullbright）访问学者、记者出身、现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博士研究员阮刻江，还有昆士兰科技大学国际发展专家阮海鸿博士，他们都对越南这场反贪风暴深刻反思，认为根本性解决越南贪污问题仍然任重道远，越南的贪污是结构性问题，要解决就需要从结构上改革。

阮刻江认为事件发生的时间使民众意识到，阮富仲长达10年的反腐运动，没有真正解决贪污问题：“总书记阮富仲在2021年初召开的党大会，才公布了委任高级官员的新准则，改善过去领导和监督不足的问题，但仅仅一年，两个负责控制疫情的官员即涉及贪污案件。”

缺互相制衡机制

对于党内高层贪污频频被捕，在越南体制里活跃的裴海添，归因于越南共产党的政治意愿和体制的结构性限制，令连串反贪法例一直很难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留意的是，越南政治寻租现象广泛，植根于各级政府，并成为政治官员维护个人利益和爬上政治阶梯的方法，官员被捕也只能带来短暂的效果。”

总书记阮富仲2011年首次当选时，成立一个属于越南共产党的反贪污委员会，以执行他的反贪污运动，但当时越南政府已有一个类似的机构，引申党和政府如何分配角色的问题。

阮刻江指出：“当党负责打击贪污，就会让党巩固其地位和权力，而不是政府。对希望专业化政府职能的越南来说，试图让党控制政府工作，并不是一件好事。”

过去10年，越南共产党从党中央增加地方监督机构，设立了中央级别的反贪污委员会，近年亦成立了省级以下的反贪污机构。

阮刻江解释，越南是东南亚人均政府官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令国家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他担心：“这却增加了另一层官僚主义，让情况变得更糟。当你把集中权力延伸至反贪污机构，谁又会监督新反贪污机构呢？”

长期研究越南国家与社会关系、曾著有《越南草根民主的政治张力》（Political Dynamic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Vietnam）的阮海鸿则认为，越南贪污问题的结构核心是制度上缺乏互相制衡：“越南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公民社会、制衡机制和法治，很难打击贪污，现实证明，即使能够限制贪污，也很难防止贪污现象。”

阮刻江亦认同民众参与的重要性：“最起码要让普通大众、媒体或各类民间团体机构获得更多的职责和权力，才能有效监督官僚体系。”他认为没有民间监督，仅是体制内的反贪，是难以持久的。

裴海添指出，越南打贪依赖司法机构以外的委员会来解决贪腐问题，引申权力斗争：“例如法例对举报人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经常受到严重骚扰，因此只有少数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才会举报贪污事件，变相令政治权力较少或不受欢迎的官员受到针对。”

他指越南在执法方面急需改进，亦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能左右这个方向。

阮富仲独撑反贪

阮刻江也质疑，由于越南这次反贪污运动主要是现任总书记阮富仲策划，对长远解决贪污问题带来危机：“我会说越南其他领导层对此并不是特别热衷。阮富仲现77岁，当他退休后，反贪污运动的步伐和强度不会一样，运动总有一天会停下来。”

他预测阮富仲将需要说服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下工夫：“我不认为未来的领导层会有强烈的意愿继续这场反贪污运动，他们也许以此巩固他们的权力，在体制内制造更多权力斗争问题。”

越南近10年的反贪风暴，都是由77岁高龄的阮富仲一力支撑，当阮富仲慢慢身体状况转差，又或者面对退休的关口，越南的反贪能走多远，也受到怀疑。

树立执政合法性对越共至关重要，阮青龙与朱玉英被捕恰恰与政策失误有关。越南和中国一样，疫情爆发起初尝试维持清零政策，但变种病毒奥密克戎迅速传播，导致清零政策以失败告终，令公众不满，对政府的防疫政策有诸多批评。

阮刻江认为，他们双双下马也与政策失败有关：“两位部长落马，时机十分契合，政府希望营造出一个印象，即不是政策有什么错，而是执行政策的官员勾兑牟利的腐败问题。”

越共处理贪污问题上的定位非常小心，裴海添分析：“在党内高层施行纪律处分同时，他们也强调这只是部分贪污官员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以保障党的地位，显示开除这些官员会令现有体制更好。”被视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

官员人心惶惶

越南贪污问题深入各政府机关，琐碎的民生事务，如警察和日常政府服务的贪污现象，并没有太大改善。

在各级官员均面对党内收紧打贪力度下，阮刻江接触部分官员后，感到对制度里的一些人来说，反贪运动已过于猛烈：“不少官员心有余悸，担心做事万一有什么差错，就会被扣上贪污的罪名。很多政府和政党内部的官员不敢轻举妄动，既不敢主动提出新议案，也不敢调整近期执行的政策，甚至连购入更多药品帮助病患，都担心被贴上贪腐的标签。”

对于越南民众，民生经济问题仍是最关心的议题，特别是年轻人，裴海添认为他们对工作机会和物质进步的关注，比对政治问题更高：“大部分年轻人仍然受教育影响，认为贪污问题是党国的事，不对政治感兴趣。”

阮海鸿也认同：“他们认为腐败是越南的普遍现象，但只要资本主义能够盛行，他们希望维护越南现有的政治制度。”

回顾长达10年的反贪运动，阮海鸿指高层官员因贪污被捕，并不是首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亦证明党内高层贪污被捕现在已普遍，不会为越南政局的稳定带来影响。

裴海添亦说：“越共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利用政权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反贪是实现这目标的一种手段。”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