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中国一带一路在马触礁/蔡维衍博士

2018年06月21日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创议一带一路战略性工程，协助在一带一路经济环带的国家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世界利益共同体。

通过中国央视中文国际台，我们看到了中国和非洲各国，中亚各“斯坦”（回教）国家以及一些东欧国家，他们在国际政治互信、教育发展、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出现在非洲大陆。配合一带一路工程迅速实施，中国对非洲基建的支持是空前的。为打破非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瓶颈，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肯尼亚有一条连接东非第一大港口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比、总长约480公里的蒙内铁路，是肯尼亚半个多世纪以来兴建的最大基建项目，由中国公司承建。这条蒙内铁路促进了肯尼亚诸多行业的发展，包括农业、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以及旅游业等。预测今后也将带动沿线地区城镇的形成并创造就业，给工人带来更高的收入，益处不一而足。

另外一个例子，非洲首条全线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跨国现代电气化铁路，把埃塞俄比亚首都到吉布提的运输时间从原公路运输的3天降至10小时，大幅度降低埃、吉两国物流成本，推动两国工业化进程。

根据报道，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助和融资修建的铁路、公路均已超过5000公里，还为非洲培训了16万多名人才。中方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洲政策理念，支持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在参与非洲基建，赢得非洲人士的积极评价。他们认为“非中关系是真诚、真挚的平等关系，是寻求双赢的伙伴关系。”



本地人住不起

海外华人（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十分赞赏地分享一份光荣之余，也非常期待中国在马来西亚同样能鲜花盛开，结出甜蜜果实。然而在第14届大选之前，舆论指中国的一带一路工程类似经济殖民政策，毗邻关丹的马中产业园自成一个华人天地。柔佛州填海建造的先进商场及豪华住宅，是专为外国人而建，本地人住不起。

总而言之，中国公司承建的工程并没有给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中资企业在生产链上要用“中国制造”，中资企业上下游“一条龙”全给“自己人”赚。它们从中国派遣技术工人，也从中国往马来西亚输送钢铁和机械设备。马来西亚人既没有就业机会（注：中国驻马大使白天阁下则澄清中企雇用逾70%马来西亚员工），也没有技术转移的空间，甚至连附带的员工消费效益也谈不上。

此外是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有同样的倾向性。例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里，食堂员工是中国籍的，菜单用中文来标示，买个吃的也要用华语。这个“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让外资所能创造的经济“乘数效应”成为空谈。总而言之，我国得不到人民大众所期待的经济效益，反而国家得到的是一身债。

追溯当年中国推介一带一路的经济景况，那时中国经济突飞猛进，银行充斥人民币存款（造成存款利率低迷），而劳动市场人力资源过剩（工资和失业率高）。

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基建工程恰好是中国过剩资金及高技术水平的劳工之好出路。当时一些对非洲持乐观态度的投资者，对非洲的黏度不高，许多投资交易也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实惠。中国的经济境况让非洲国家恰逢其会，而中国也得到机会向世界证明它（中国）是支持非洲基建项目的最大资金来源地，而且得到好评。

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政治关系复杂。分配基建工程时难免涉及利益关系者（包括统治阶级、政治人物与高级公务员）的议价过程而船过留痕，因而抬高了承建工程项目价格。马来西亚本土工人学习能力强，但在超速完工、刻苦耐劳方面还是有异于中国人（中国的工作队领导口到手到，是权威性兼楷模性，不是马来西亚人口中的一般工人）；更何况在马来西亚，一般劳工多是需要经由内政部批准来自孟加拉国的“外劳”。

对中日亲疏有别

最后一项，也是致命伤，让中国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模式触礁，几乎前功尽毁。马来西亚在今年5·09大选中改朝换代：由第四任前首相马哈迪医生重出江湖领导的希盟击败涉嫌贪腐的第6任首相纳吉政权，立即宣布重新审查外资项目（包括与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投资的数字自由贸易区等）及暂缓中国参与的隆新高铁及东海岸铁路两大计划。让人想起昔日马哈迪的“向东学习”政策，今后马来西亚新政必将向日本倾斜。

马哈迪在执政一个月内就到东京访问，而回答记者如何看待中国的邀访，则答以“有空档就会去”，亲疏立见真章。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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