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另一场危机或许正在临近。意大利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选择了完全可以被称之为为欧洲怀疑论者的政府。不过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

一个设计不佳的货币安排，本身就会导致没完没了的问题，而在意大利身上发生的强烈反弹，也就是其中一个可预见（也被预测到了）的章节而已，更何况这一安排的主导力量德国，阻挠了必要的改革并坚持采用加深固有问题的政策，还使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唤起大家的激情。

意大利自欧元启动以来一直表现差劲。其2016年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GDP还停留在2001年的水平。就整体而言，欧元区其实也一直萎靡不振。在2008至2016年间其实际GDP仅增长3%。

在欧元推出一年后的2000年，美国经济的规模仅比欧元区大13%；到2016年已经拉大到26%。在2017年实现了约2.4%的实际增长后——这尚不足以扭转这十年来的困顿局面——欧元区经济的步伐又变得跌跌撞撞。

如果一个国家做得不好，那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如果许多国家做得不好，那就是制度问题。

正如我在拙作《欧元：共同货币是如何威胁欧洲未来的》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欧元是一个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体系。

它剥夺了各国政府的主要调整机制（利息和汇率）；它不去创造新的机构来帮助各国应对各种状况，而是为赤字、债务甚至结构性政策施加新的束缚——且通常基于一些不靠谱的经济和政治理论。

拉低增长弄巧反拙

欧元本应带来共同繁荣以达成加强各国团结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可事实上它弄巧反拙，不但拉低了增长，还四处播种不和谐。

而问题则不在于缺乏如何前进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9月在索邦大学发表两场演讲，以及今年5月份获颁查理曼欧洲团结奖时，都为欧洲的未来提出了明确的愿景。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朝他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例如建议向某些急需投资的领域投入一些毛毛雨似的资金。

在我的书中，我强调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共同存款保险计划，以防止在弱国的银行系统出现问题时出现挤提。

德国似乎认识到了银行联盟对单一货币运作的重要性，但像圣奥古斯丁一样，它的回应是：“主啊，请让我变得纯洁，但先别那么快。” 不管眼下已经造成了多大破坏，银行业联盟显然是一项即将在将来某个时候执行的改革。

一个货币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纠正当前意大利这样的汇率错位。德国的答案则是为已经遭受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的薄弱国家增加负担。

我们知道此举会带来什么：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折磨，更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更加疲软的增长。

即使经济增长最终恢复，GDP也无法达到另一个更明智战略所能帮助它达到的水平。

对此的应对应当将更多调整负担转移到强国身上，用政府投资项目来催生更强劲需求以及更高工资水平。

我们已经看过这部戏的第一和第二幕很多次了。每次有新政府当选，都会承诺要与德国进行更富成效的谈判，以结束紧缩并设计出更合理的结构改革计划。

反德情绪不断增强

就算德国人稍作让步，也不足以改变经济发展的走向。反德情绪不断增强，任何暗示必须进行改革的政府——无论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都被拉下马。反体制派日益壮大，国家陷入僵局。

纵观整个欧元区，政治领导人都正在陷入瘫痪：公民希望留在欧盟，但也希望结束紧缩并重获繁荣，却被告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政府一直坚持原本的道路，寄望北欧核心国家能回心转意，而其人民的苦难则与日俱增。

而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领导的社会主义派政府，则是这种模式的例外。科斯塔成功带领自己的国家恢复增长（去年为2.7%）并取得极高民望（在2018年4月的民调中，有44%葡萄牙人认为政府的表现超过预期）。

反过来意大利可能被证明是另一种例外——尽管含义大相径庭。那里的左右两派都有反欧情绪。

眼下由极右翼联盟党执政，而该领导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可能会切实开展别国新政府所不敢实施的种种威胁行动。

不指望剧情会改变

意大利足够庞大，拥有专业性和创造性兼备经济学家来执行一场事实上的脱欧——实际上确立了一种可以帮助恢复繁荣的灵活双货币体系。

这违反了欧元的规定，但一场在法律上脱欧的负担及其所有后果，将转移到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身上，而意大利则指望欧盟瘫痪以防止最终分手。无论结果如何，欧元区都将被抛弃。

但大家不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大可以通过展现更多的仁慈和灵活性来拯救欧元。

但在无数次观看了这部剧的第一幕之后，我已经不指望它们能改变剧情了。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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