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后有民众欢呼“种族政治”已被“埋葬”了，因为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也不论是卡达山人或达雅族人几乎大面积的一面倒冲击执政的国阵。有人形容这是“全民海啸”，不单是华人海啸，也卷起马来海啸，因此换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不再讲求种族课题的时代；一个象征种族政治没落的时代，及一个全民和谐一致改朝换代的时代。

这是真的吗？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族隔阂的新时代？

且让我们翻开马来西亚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从马来亚（1786年）到马来西亚（1963年），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源自英国的统治。

最初卷入政治斗争的始于孙中山的革命（1905-1911）。虽然孙中山在马新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华人民间掀起的政治波浪是令海外华人记忆犹新的。

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只针对推翻满清王朝，不涉及反英抗争，也就相对被容忍下来。因此国民党的政治也在马来亚开枝散叶。

马共令英殖民政府紧张

直到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才引发英殖民政府的紧张，因而密切关注马共的活动和它与外国的联系。

为了“一视同仁”，英国也对国民党的活动给予钳制。虽然国民党与英国一样，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共。但因种族之不同，也就不敢放松让华人介入政治大搞一场。

1942年时局急转直下，日本蝗军大举入侵马来亚，不及3个月的时间马新沦陷，东马的北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也沦陷。人民过着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华人死伤更不计其数。

从那时开始，英国人留下的华人与马来人及印度人分区居住也成了日本人随手拈来使用的“分而治之”劣行。日军一方面加紧对马来亚抗日军（马共）的围剿；另一方面英军情处则在1943年开始与马共接头和合作，一个提供弹药；一个派军上阵，给日本留下头痛的对抗。与此同时，其他族群包括马来人被聘用为公务员和保安人员与警察等工作。对于印裔更巧妙地利用他们对印度的热爱，鼓动他们反英以争取早日独立。

“三管齐下”埋下“地雷”

这种“三管齐下”的政策也在日后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埋下种族政治的“地雷”。

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军迅速重临马新，先是给予马共“合法活动地位”，且在1946年颁发勋章予抗日军首领，包括陈平在内，一共获得6千余名抗日分子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当年尚有另一半马共成员不响应号召，他们生怕英军生变）。

1948年，英政府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协议，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新加坡被割开），也留下华印人申请公民权的问题有待圆满结局。

这个时期，英国察觉到在1948年中共节节逼近解放全中国，而对国民党不再寄以希望，乃先发制人在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列马共为非法组织。英军与马共间的“不宣而战”又开始了。英国人认定华人多数左翼，是亲中国的，也就是亲共分子，自然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从1949年开始，英军陆续将50万华人驱赶至新村居住（约500个），日夜监视，防止华人协助马共。

既然英国对华人痛下限制，也就引起华人对英军事政府的不满。正如对待马来人和印度人一样，英殖民政府既鼓励马来人成立“巫统”，以照顾马来人的利益；也同意印裔人成立“印度国大党”，随时效忠尼赫鲁。接下来迫不及待鼓励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50万新村华人的利益和生活极不安定的华工。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绝不允许马共的活动，但允许国民党的活动，反正后者都是反共的。

无可否认的，英国人就是美其名让各种族政党照顾本身的族群，又通过协商调和种族间的关系。

民族主义战士印尼崛起

也因为战后不久，一支倾向共产的民族主义战士在印尼崛起，他们配合印尼的独立（1948年）与新总统苏卡诺一唱一和。也在这个过程中促成马共也与印尼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联系。

如果这两股势力真正汇成一道，就对种族政治的存在有所威胁；尤其是美国对苏卡诺一面倒向中国，又一面倡议“纳沙贡”（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共产主义三结合）指导思想坐立不安。这不但壮大了印尼共产党，也壮大马来亚的左翼势力，进一步将中国、印尼的左翼单位融合在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中。

当1955年东姑代表自治邦政府与马共和谈时，只能视为一场政治游戏。因为东姑开出的和谈条件（即投诚）是马共所不能接受的。在和谈失败后，东姑挟其声望在1956年到伦敦谈判独立，结果获得英国允许在1957年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