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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不止满足衣食住行
维生工资保障生活品质

生活成本高居不下,国人大叹生活艰难。面对追不上的物价,许多人都慨叹钱包不争气。



近年来,不难发现,我国许多低薪一族,即使要维持一个最低可接受程度的生活标准都是个问题。

国家银行在上个月首次提及“维生工资”(Living Wage)这个词汇,意思是:可以负担最低程度生活标准的薪金水平。

你可能会好奇,我国不是已经推出最低薪金制了吗?那维生工资又是何物?

本篇文章将带你了解最低薪金制和维生工资的差别,以及国行要推出这维生工资概念背后的用意。



符最低生活标准    

维生工资推动高收入国

虽然我国的B40低收入群在2014至2016年之间,每年享受6%的薪金涨幅,但实际上,这增幅并不多,因为他们的薪金低。

换个说法,B40群体的每月收入从2537令吉增加至2848令吉,每年的涨幅约为150令吉,但相比其他收入群,涨幅仍相对小。

把生活成本纳入估算后,这些B40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其实只有3.8%。

对于部分家庭来说,特别是有额外家属需要照顾的家庭而言,这微乎其微的收入增幅,或许还勉强能跟上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涨幅,但却远远无法达到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标准。

随着我国高喊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国家银行认为,如今是时候让所有国民至少都能享有一个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标准;其中,提供维生工资正是能够推动我国达标的方案之一。

维生工资与最低薪金,是不同的东西。

首先,对经济而言,维生工资不像最低薪金,属于法定的要求。再者,维生工资所参照的不只是最低的薪酬水平,而是一个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

因此,维生工资往往都比最低薪金高,特别是后者并没有跟随生活成本高涨而调整。

此外,维生工资主要是根据生活成本而定制;反观最低薪金,可能还考量到其他因素,包括它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毕竟这是一个法定要求。

就能够负担特定生活标准而言,维生工资是为了支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不仅仅只是满足基本需求,如食物、衣服和房子。

至于愿望收入,则是超越上述所有的需求,它可以满足一个人所渴望的生活方式,且超出社会所能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包括花费在最新的配件或出国旅行。

提供社会参与财务安全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出发,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标准,不仅仅是能负担必需品,同时也需要提供社会参与及财务安全感。

其中,社会参与感说的是在佳节期间,能负担探访亲朋戚友的旅行,且有能力在适逢生日时,购买礼物给家人。此外,财务压力也不应该成为生活压力的源头。

那么,要在吉隆坡生活,维生工资要多少才合理呢?

国行在《维生工资:超越生计》报告中,以三种不同的家庭类型来做出比对,分别是单身人士、没有小孩的夫妻、以及养育两名小孩的夫妻。

调查发现,在吉隆坡生活的一名单身人士,每月收入预计要达2700令吉,才符合维生工资的水平。

其中,国行也将单身者在外租房、经常外食、偶尔自煮、较少开车、多用公共交通等因素纳入估算。

至于没有小孩的夫妻,每月的维生工资应该要有4500令吉,这包括租借一房公寓、一半的时间外食、拥有一辆摩托车及一辆轿车。

而拥有两名小孩的一家四口,家庭的收入则需要有6500令吉,才能称得上是维生工资,包括租住一间三房公寓、大部分时间自煮、周末外食、拥有两辆交通工具、支付保姆费和补习费等。

隆27%家庭未达标

报告指出,吉隆坡三种家庭类型的维生工资预测,均低于吉隆坡中位数收入9073令吉。

尽管如此,根据图表,仍有27%的吉隆坡家庭,收入低于维生工资。

以家庭类型来看,大部分的单身人士及拥有两名小孩的家庭,在2016年的收入都低于维生工资。

调查发现,以学士或文凭毕业的单身人士,平均薪水分别从2207或1346令吉起跳。

在收入不及维生工资的家庭之中,有接近70%的家庭,经济支柱都只依赖一名受雇的家庭成员。

这些收入比维生工资低的国人,大部分都是中学学历,且进行低至中技能的工作;而那些收入比维生工资高的人,大部分都是受到高等教育,且负责高技能工作。

在吉隆坡,经理级和专业人士2016年的月薪中位数,分别是5500令吉和4450令吉,远高于单身人士的维生工资。

这也证明,创造高技能劳动力的重要,因这是享有高收入的必备。

生活成本城乡各异

国行认为,维生工资预算是短暂的,且取决于未来进一步的调整。

报告中所使用的例子,是专注于2016年在吉隆坡生活的情况和模式。

若转移至其他州属,这些维生工资预算将会随着当地的开销模式及价格不同而有差异。

举例而言,城市家庭相对容易接触到公交,以满足最低的运输需求,但郊区家庭则需要拥有一辆私人交通工具。

说到不同地区的成本差异,其中一个特别显眼的是房屋成本(无论是买房还是租屋),因为郊区的成本比较低。

无论如何,国行表示,吉隆坡的维生工资预测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因通胀率和生活方式都会有变化。

若要与时并进,就必须确保相关篮子得到定期更新。

李兴裕:加薪与否端看员工生产力。

市场定夺?政府管制?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接受《南洋商报》电访时表示,维生工资在我国可行与否,取决于这件事情要交由市场去定夺,还是直接由政府强行管制。

他坦言,任何员工成本,无论是最低薪金,还是维生工资,对公司而言就是个成本。而雇主要是依据国行的建议,支付员工维生工资,最终还是要看员工的生产力。

李兴裕认为,若员工真的获得老板支付维生工资,好让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一些,员工将会心存感激,可能会对公司更忠诚,以及更卖力工作,就像是个动力。

薪金受压仅利大雇主

要计算这个具代表性的维生工资,也需要投入许多考量。

目前,一系列的市场缺陷,如市场势力不平等,以及劳动力流动率低,均令薪金受压,有利于大型雇主。

高喊支持维生工资最殷切的时期,得回溯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因当时薪金低,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而近期对维生工资需求的呼唤,则是在过去20年。这反映出员工需要有一个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标准。期间,也有大量薪资低于市价的员工,寻求社会援助。

随着经济腾飞,财富多集中在收入较高人士的手中,从而导致许多先进经济体的不平等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就成为驱动维生工资框架需求的主要原因。

推行维生工资,不仅能让员工负担最低可接受程度的生活标准,也能为更广泛的经济带来正面的溢出效应,包括减少员工流失率、提升员工道德及生产力。

美国几项研究显示,依据维生工资行事的雇主,旗下员工流失率显著下降,生产力也有所改善。

务实永续雇佣双赢

惟可惜的是,维生工资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目前只有在几个先进国使用。

实证研究表明,支付维生工资对雇员和雇主都有好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也比有约束力的工资底线来得更温和。

尽管如此,要推行维生工资还是有需要留意的地方。基本上,各国的宏观影响都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就业市场特征不同,且经济环境也有异。

国行认为,在经济景气之际支付维生工资,会是更容易的选择,因这时的雇主没有必要去降低员工成本。

另外,很关键的一点是,维生工资必须是定在务实及永续的水平,这样才能发挥效用。

所以,要找出维生工资的预测水平,必须仔细在两者之中找出平衡,分别是:(一)雇员可以承担一个最低要求的生活标准,以及(二)雇主有能力支付与员工生产力相符的薪金。

如果将维生工资定得太高,可能会导致雇主将额外的薪金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此外,如果高薪金的员工执意要与低薪金员工保持一样的薪水差价,这样一来,雇主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假设薪金压力最终演变成通胀及生活成本更快上升,维生工资的好处就会被抵消。

为了响应维生工资,雇主可能倾向于选择聘请技术更纯熟、或拥有更高技能的员工。

提升员工产能技术

上述所提及的负面情况设想,反映出提升生产力和转向高技能员工群的重要性。

产能提升和价值更高的产出,可以让雇主更能负担维生工资。

一个高产能、附加价值高的经济体,能促进一个具有支持力的环境,减轻裁员和劳动力被替代的风险。

相较他国,我国经济正面临生产力缓步增长的挑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2011至2017年期间,用来衡量员工生产力的每名员工国内生产总值,仅扬1.7%,远不及中高收入经济体3.8%的一半。

这疲弱的生产力增长,对较低的薪金增长捎来风险,或重挫一个家庭负担至少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的能力。

然而,要迈向一个由生产力所主导的薪金增长,乃需要经济体各方的配合及支持。

其中,政府可以为雇主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通过确保有良好的体制支撑、减少生产投资活动的条例、确保可以负担培训及较高程度教育,从中去改善生产力。

至于雇主,也可以培训现有的员工,并提供补贴让他们去提升自己的技能。而员工也必须意识到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欧美列企业认证条件

在加拿大、纽西兰和英国,民间社会团体在倡导民众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许多大型私人企业愿意支付维生工资,主要是因为要得到一定的认证。

这些认证可以是一个牌匾、维生工资的商标、或挂名在维生工资网站的公司名单内。

在美国,维生工资是由公众领域所发起,且法规也在140多个县市获得通过,主要瞄准与当地政府有服务合约的私人商家。也因此,维生工资并没有覆盖到在上述县市之外的低收入员工。

美国在推行维生工资法令的执行力较弱,在一些城市,这条例甚至最终沦落到被废除的窘境。

与美国相同,韩国许多地方政府也有为政府旗下机构工作的雇主和雇员,设下维生工资的条规。

虽然亚洲有部分城市正努力地倡导维生工资,但相比加拿大、纽西兰和英国,亚洲为私人企业员工推动维生工资一事还未普及化。

随着我国要逐步迈向高收入国,社会各阶层都应该要从中受惠,且不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掉队”。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必须克服生产力增长平缓的挑战、致力于创造高生产力且高薪的工作,以支撑最低可接受的生活标准。

如果成功采纳维生工资举措,这绝对能为雇主及雇员带来好处,更重要的是,这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有限。

然而,这仍取决于几个先决条件,即维生工资必须是具有代表性且合理,才能引领雇主去支付维生工资给员工。

再来,维生工资必须伴随更高的生产力,而这需要雇主、雇员、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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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从长计议大学生最低薪/南洋社论

最近高等教育部提议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定为3000令吉,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这一建议背后蕴含着政府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担忧。然而,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来规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金,却是一个引发深思的议题。

在这个议题中,存在着立法强制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的利弊。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障毕业生的经济权益,缓解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薪酬应该由市场供求和个人价值决定,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机制,导致就业市场失衡,进而增加毕业生的失业率。

从薪酬的确定原则来看,资历、经验、能力和生产力,是决定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

加剧毕业生就业难题

政府强制规定起薪,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导致一些企业不再愿意聘用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能力与雇主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政府强制规定最低薪金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毕业生们将有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消费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大学教育的吸引力,激励更多人投身高等教育,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干预薪酬水平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一旦设定了最低薪金,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避免忽视长远影响

此外,如果政府仅仅关注起薪,而不关注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实践能力,那么这样的举措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在探讨政府是否应该立法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时,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方利弊,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支持大学毕业生就业,例如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加强职业培训等,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监督,鼓励他们为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薪酬待遇。

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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