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对外贸易大体处于平衡。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服务贸易盈余大幅增加，而商品赤字也开始扩大。

这一失衡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关键性问题。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外部赤字的扩大是因为国际规则不公平，令它的贸易伙伴受益，其中中国最受关注。

要理解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应该考虑两个问题。首先，1985年以前中国对美国存在贸易赤字。接着，这一失衡出现了变化，中国对美国出现6000万美元（2.32亿令吉）贸易盈余，占美国总对外赤字的0.3%。

但在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到了3470亿美元（1.34兆令吉），占其总赤字的44%。其次，其他国家对美盈余没有大幅增加。

日本对美盈余在1985年时为1030亿美元（3975.8亿令吉），到2007年只是增加到1300亿美元（5018亿令吉）。

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增加，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反映了美联储的货币扩张政策，该政策推高了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消费、降低了储蓄。

军事干预加大财赤

同时，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干预需要依靠债务融资。由于美元不再盯住黄金，又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美国能够通过加印美元支持进口来维持贸易赤字。

东亚经济体利用它们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从东亚进口这些产品，其对东亚地区的贸易赤字随之产生。

1985年后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增加主要受到东亚经济的演化的推动。随着其工资水平上升，美国开始从日本进口消费品；接着它又转向“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进口这些商品，最后，这些进口品的源头又转移到了中国。

但在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迅速增加的同时，东亚地区占美国贸易赤字之比有所下降。

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占总赤字之比从0.3%增加到40%，而对东亚贸易赤字占总赤字之比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以上，下降到50%左右。换句话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并非美国贸易赤字迅速扩大的主因。

消费者须以高价购买

此外，中国对美贸易盈余规模被系统性地高估了，因为其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的资本密集型元件主要从韩国和台湾进口。这是基于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直接结果。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对美贸易盈余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并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家和地区。

美国无法从这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中获益的，它在半个世纪前便不再具有这类产品的比较优势。

美国重新开始制造这类产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承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关税的成本。

美国消费者对日常必需品的需求不会因为进口产品成本上升而改变。

美国要么继续从中国进口，让其消费者付更多的钱，要么从越南、印度和非洲进口。但由于从这些经济体进口的商品价格更高，美国进口的改变在降低对华双边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这些国家的赤字。

因此，结果是一样的：美国消费者将为同样的商品付更多的钱。

中国应阻贸易纠纷升级

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将导致冤冤相报，与贸易的双赢原则南辕北辙，也将影响美国选民的利益。

中国能够采取反制，比如提高特定美国产品的关税；但中国应该防止贸易纠纷升级为贸易战。

美国需要进口成千上万种中国产品，而中国需要进口的美国产品较少，包括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和飞机等。

因此，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给美国生产商所带来的影响比反过来更大。

在过去，美国利用其世界最大经济力量和最大贸易者的地位排斥一切不利于其利益的贸易条款；否则的话，美国也不会推动自由贸易。

如今，在美国抛弃自由贸易之际，中国能够站出来推动自由贸易，从而改善其作为主要力量的形象，证明其对全球治理和发展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