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实行的时机/黄子伦

此前的文章阐述了治标和治本的关系,以及政策辩论的“需根解损”这4大要素,今天我们就来看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已从众多建议政策中挑选出一些合适的,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实行才是恰当的?

套用很多政客很喜欢说的那句“我们无法讨好全部人”,虽然听起来非常刺耳,但确实说得一点也没错。不过,我还是要提醒的是,这句话不足以成为决策者一意孤行的借口,因为在程度上,“无法讨好少数人”和“刻意惹怒大多数人”,还是有差别的。

就拿消费税为例,这项政策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除了由它所引发出来的民生隐忧,更多人诟病的是落实的时机,因为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在那时正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况,落实消费税只会进一步恶化全国的消费信心等等。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还是希望大家思考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消费税没有在2015年实行,那时因为油价疲弱而产生的国家收入真空,将会由什么收入来填补?如果没有消费税这个及时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例如马币贬值,会不会比“有实行消费税填补财政收入真空”,来得更严重?

选择性忽略事实

这是很多人选择性忽略的事实。不要忘记消费税可是在2009年第一次被带进国会,当时预计在2011年实行。从2010年至2014年期间,我国的GDP可是经过4.7%至7.0%的增长率,可以说随时都是实行的好时机。

再看看我国在管制外劳的政策。每当政府要限制外劳人数、增加外劳人头税(1992年提出)、提高最低薪金时,众多商业奇才就会叫苦连天,给一万个理由说他们在心理上还是钱包都还没未准备好。哪怕政府已经诸多迁就,例如先是让外劳自己承担人头税,而商家过了一段时间后是需要自己承担。很可惜,每一次的政策改变,商家都会怨声载道,仿佛是政府砸了他们的饭碗。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不存在着“最好的时机”来落实任何政策。我认为任何好的政策,在经过恰当的“需根解损”的验证过程以及恰当的损益比衡量后,就应当实行,除非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生死攸关时刻。

小范围实验试水温

如果决策者没有太多信心,可以进行小范围的实验来试水温,例如开放地方政府的自治权,让他们快速试错和调整。很多公司都是靠这种方式来开放新产品和新市场。

虽然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回看许多政策在实行过了一段时间,都很容易找得到弱点来批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想像自己是当时的决策者,面对着信息不足和庞大未知数时,我们未必能够拿得出比他们更好的方案。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存在简单和直接明了的选择,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承担某种程度的失败几率。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衡量失败的代价和几率,并和成功的收益和几率一起放在天秤比较,让轻重一目了然。

与此同时,我认为看待历史也好,或者许多现代人物也罢,我们都不要先入为主地判断认为对方是个笨蛋,反而应该从“对方是正确”的角度去切入。这么做往往比直接认为对方是笨蛋,会有更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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