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经济预测者在很大程度上，对人工智能方面的近期进展（例如去年12月DeepMind自学国际象棋程序所展示的巨大飞跃）不甚重视，认为这对长期趋势增长影响甚微。

即使美国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在过去几个月内已经上涨了0.5%，但这种悲观情绪无疑是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利率仍然极低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供给侧悲观情绪持续存在的话，美国最近的大规模税收和支出计划只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通胀率，而不是提振投资。

即使降低企业税率是有道理的（尽管在减税额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但依然有足够的理由去反对美国近期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日益加重，劳动占收入份额相对资本不断下降的时代。政府需要做更多——而不是更少——来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

很难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称他的政策将实现高达6%的增长（除非他谈论的是物价而不是产量！）时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但如果通胀压力真的变成了现实，目前的增长可能会比预测者和市场认定的持续长得多的时间。

发达国难再现活力

总之，经济学家悲观情绪的着眼点就是长期增长。他们的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发达经济体不可能重复美国1995至2005年（其他先进经济体也随后跟进）所享有的活力，更不用说1950和1960年代那种好日子了。

但是，怀疑者应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却不是这样看。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研究人员会认为，即使投入实际应用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基础知识的进步简直是在一日千里。

事实上，一个微小但有影响力的群体，一直在鼓吹匈牙利裔美国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奇点”理论（“singularity” theory）——有一天思维机器会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它们能够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发明其他机器，突然之间科技将呈现指数式的发展。

如果是这样，或许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比人类精神所能接受程度更快的物质增长所带来的伦理和社会影响。

出生率降冲击劳动力

对人工智能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不平等和工作的未来。但是，正如科幻作家长期以来一直警告我们的那样，硅基“生命”形式（silicon-based “life” forms）诞生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才是真正值得害怕的。

搞清楚谁才是对的绝非易事：在长期预测方面，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出过洋相。但眼下如果抛开人与机器之间存在你死我活斗争的可能性，未来五年生产率将大幅提升的预测，似乎是站得住脚的。

鉴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人口，（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在新理念指导下“生产力”——特定投入所能生产出的产品——的提升。在过去的10至15年中，发达经济体在这三个方面都乏善可陈。

由于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增长急剧放缓，即使是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美国，也无法依靠移民来弥补。妇女涌入劳动力队伍对促进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支持女性参加工作和同工同酬，但是现在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发挥殆尽了。

助保持生产力

同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中国之外的）全球投资已经崩溃，拉低了潜在增长。

同时各地的生产率增长纷纷下降，在美国相对1990年代中期的科技热潮时期大约下降了一半。难怪全球实际利率如此之低，而危机后的巨额储蓄能找到的投资机会日益稀少了。

不过，最好的选择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新技术，最终将对增长产生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企业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设计生产流程来利用新技术：铁路和电力是两个主要的例子。

全球增长的抬头，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为企业投资和引进新技术创造激励机制，其中一些将取代劳动力，从而抵消劳动力增长放缓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日渐消退，人工智能也许开始发力，未来几年美国产出增长趋势可能会保持强劲（当然出现经济衰退也是可能）。

对于各国央行行长来说，实际全球利率可能因此产生的上涨将会非常棘手。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将能够“顺势而行”，正如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的著名做法的那样，尽管这次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通胀。

而底线在于政策制定者和市场都不应认定过去十年的缓慢增长，会被带入下一个阶段。但这可不是个一面倒的好消息。如果科学家们是对的，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所获得的增长感到后悔。

肯尼斯·罗格夫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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