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不平等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理念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有些人执着地认定高度不平等会使持续增长变得不可能，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这一观点与传统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即平等与增长之间存在权衡，而更大的不平等是更高产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讨论中未能涉及的则是些状况是否与经济政策制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社会科学家应该而且会继续关注不平等对于增长的影响和效益，但是那些引领一个经济体的人应该把重点放在评估结果和分配模式上，而不是关注一个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

三方面的发展体现出了这一重新调整的必要性。

首先，尽管最近的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不平等会导致较低的长期增长，但其他数据却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挑战，提出了不可能支持该假设的明确主张，部分原因是不同来源和类型的不平等可能会对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其次，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而不是特定政策如何影响增长。前者是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后者则与政策制定者有关。

最后，政治家通常为自身政策辩护时都是从政策如何影响中产阶级或穷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一个经济体的收入算术平均值，这个数值对所有人的收入增加都给予同样的权重，无论他是个穷人还是亿万富翁。

因此即使减少不平等对总体增长不利，但如果能使许多处于收入中层的家庭境况更佳，也许在相关程度上还是有利于社会福利的。

关注政策影响收入 

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政策是细微且具体到某一点的，而针对如何以及多少的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去寻求一个唯一的答案，显然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政策制定者如果想做出更好的成就，就该关注政策如何影响平均收入以及其他福利指标，而不是纠结于如何平衡增长和不平等。

改善教育质量

双赢政策是最容易评估且最采用之后有好处的，能够同时产生增长和减少不平等的分配机制。

教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例如改善中小学教育质量这类的花费不多甚至为零的改革都能在促进增长的同时改善不平等状况。

即使是某些花费更多的改革，比如扩大在美国的学前教育，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远超为资助这类项目而产生的税收损失。

这些类型的手段，我称之为“十全十美”的政策，可以应用于受到不充分竞争挤压的其他经济部门。更有力的反托拉斯政策或强化消费者对数据所有权的做法可能会加剧竞争，并在此过程中提高效率和改善收入分配。

任何在促进增长或降低不平等的同时不会对其他变量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都可以被归为双赢。例如不影响财政收入的营业税改革可以提高产出水平，却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明显影响。

劳工税减免利增长

而评估那些涵盖增长与不平等之间权衡的政策则要困难得多。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设存在一个使用新古典拉姆齐增长模型建模的定额税来支付的10%劳工税减免。

这也是我在最近为奥利维尔布兰恰（Olivier Blanchard）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反思宏观经济学系列文献贡献的一篇论文中详细描述的情况。

这个计划有利于增长，能令平均产出增长1%。但为了理解这个政策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产生何种影响，请让我将这一情景代入到2010年美国家庭收入的真实分布中。

模型中几乎所有家庭的税前收入都有所增加。但三分之二的家庭的交税额也增多了。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增加的税收可以被收入所抵消，但工作时间也因而上升。因此即便家庭平均收入因顶层富人的收入增加而实现了增长，但这一税收变化令大概60%家庭的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上述分析并未回答这一演示性税收政策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

但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增长是通过提高三分之二家庭的税率，导致中等家庭只能更辛苦工作来获得相同税后收入来实现的。

政策应考量社会福利

社会科学家应该继续拷问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究竟是好是坏，也需要对包括收入中位数在内的影响增长变量进行更多的研究。

经济学家们也应该更加关注总体上的不平等，更多地关注可能增加或减少不平等的具体政策。

但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跟经济学家可不一样。

政策制定者们不应去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而应该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双赢手段或有价值的权衡政策来实现社会福利和分配的具体目标。

对应的方法则可能是减少一点对汇总数据的关注程度，而更多地关注政策决策会如何影响真实的人。

杰森福尔曼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政策应用学教授
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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