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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良好治理成就显著平均分配塑造中产阶级

多国学者探讨全球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的现况。左起苏莱曼、贾亚迪、拉维、沈联涛及肯尼。

(吉隆坡18日讯)国库研究机构主席丹斯里沈联涛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大马是其中一个最认真看待分配不均的国家。

他说,大马在解决分配不均问题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因为大马成功塑造一个远比殖民地时期更好的土著中产阶级。



“只有通过良好治理的方式,才能避免分配不均及不正义的情况发生。”

沈联涛今日在国库控股与国库研究机构联办的“全球脉络下大马所得分配”座谈会致词时说,在过去30年期间,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在国与国之间减缓,惟不均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内部层次加剧。

他指出,基于中国、印度、东盟国家如印尼及越南的兴起,让国与国之间的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鸿沟变窄。

“我们目前面对一个较为不幸的处境,就是尽管大家投入了许多关注,大多数国家国内不均的情况还是继续加剧。”

国与国之间的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主要是因为各国在地理、人口、科技及良好治理层面存在差异。



他举例,科技确实在美国、中国及印度等国创造了许多亿万富豪及高薪专才,惟因为机械人、自动化及人工智能等的技术,也导致许多低技能及机械化的工作消失。

“我们必须通过良好的技能再培训政策,才能应对这种职业消失的情况。”

丹尼森:政府应严正探讨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

数据难反映贫富差距

丹尼森在“大马所得分配趋势与模式”的环节中指出,单是依靠数据并不能完整反映分配不均的真实面貌,因此决策者应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举例,乡镇之中可分成富裕或贫穷的乡镇,在城市之中也存在贫穷的阶级,因此“城市vs乡镇”的二分法,其实没有准确反映事实。

丹尼森强调,在大学生一毕业就背负大批债务,以及即将有大量工作消失的情况下,政府确实应严正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出席者包括霹雳州苏丹纳兹灵莎、国库控股董事经理阿兹曼莫达、国库研究机构董事经理拿督查伦、研究主任黄康宁、高级访问学者林云莲、马电讯主席丹斯里苏莱曼马博、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教授拉维博士、印度班加罗尔大学阿兹米普雷姆吉研究中心主任贾亚迪、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分析员肯尼博士、玛拉工艺大学砂分校前教授黄琼辉及国民大学种族研究学院首席研究员拿督丹尼森加耶苏惹。

拉维在问答环节指出,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现象必须通过政策层面解决,而且当局也应取得微观层次的数据。

他举中国为例,尽管中国政府不是民选政府,但执政者还是非常关注分配不均问题,并迅速采取了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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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私募与风投撑中国资金?/Project Syndicate

20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曾这样写道:“旧的在消亡,新的却难产。”

今时今日,我们似乎就活在这样一个时期,面临各式各样的“病症”,包括全球供应链崩溃和高通货膨胀再现。唯一的出路是支持新市场、产业和机构的开发。但是,谁来提供资金?

在以企业能有高速增长和丰厚利润的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和私募市场可以帮助高效率的新兴企业筹足资金,用于收购或重组效率不佳或失败的公司,来打造起新的供应链。

但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海啸后,各国金融监管收紧,加上之前利率长期在较低水平,主流的金融机构已变得更谨慎。它们现在更倾向于降低风险,着眼当下。

由此,债务水平达到了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大幅增加;少数上市公司,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享有庞大的市场份额。

同时,由于公开市场受到严格管控,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者转向了流动性较差、透明度较低、监管较少的私人市场。

根据麦肯锡(McKinsey)发布的《2023全球私募市场评论》,自2017年以来,私募市场管理的资产总额每年增长速度高达20%,去年6月已达到11.7兆美元。

这种增长的推动力,是来自于有限合伙制的私募股权(PE)基金,以及风险投资(VC)基金。前者主要投资于未上市或公开交易的公司,后者则投资在风险较高的初创公司,或有长期潜力的年轻企业。

至于长期的养老金机构和保险基金,以及有耐心的私人财富管理者,愿意花时间等待更丰厚的回报,它们也相信PE和VC能带来回报,尤其是规模更大、经验更多的基金。

能完成深度金融重组?

但,私募市场是否能帮助达成深度金融重组的目标,仍有待观察。虽然私募市场管理的资产总值增速(2021年增长7.7%),快于全球金融资产总额,但也仅占总值486.6兆美元的2.4%。

同样,包括养老金机构、保险机构和投资基金在内的非银行金融中介(NBFI)部门,在2021年增长了8.9%,快于其5年平均增长率6.6%,不过还是远低于私募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此外,私募资产管理规模仅为NBFI资产总额239.3兆美元的4.9%。

另外,自去年夏季以来,投资者对PE及VC的热情似乎已有降温。2021年达到巅峰后,私募股权交易量下降26%至2.4兆美元,交易次数减少15%,至6万宗以下。

中国的PE及VC市场,也呈现相似的趋势。

去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量大跌48.7%至1548亿美元,交易次数减少16%至9695宗。

去年上半年,中国私募市场资产管理规模虽然有增长,总额达到5390亿美元,但也仅占中国金融资产总额的0.7%,以及NBFI资产的2.7%。

不过,这落差反而能为中国带来宝贵的良机。中国的PE和VC市场明显还不够发达,而中国却占了全球生产总值(GDP)的18%,该国的PE和VC基金在自身扩张以及扶持当地经济转型方面,还有相当巨大的潜力。

中国PE及VC处理的并购交易案份额也越来越大:相比2018年仅有49%,去年已经超过56%。并购交易在冠病疫情限制措施解封后暴增,去年上半年涉及VC的交易按年也大涨61%。

政府支持解决方案

中国的PE和VC有两大鲜明特征。

其一,外国基金在这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提供了国际的专业知识和市场影响力。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外资PE和VC对中国的投资大幅较少。

去年,中国新设外币基金仅114只,按年大跌超过40%。今年首季,外币基金投资中国股市的个例仅有87起,按年暴跌87.5%,金额也按年大降57.5%。

中国PE和VC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其大多数资金来自各级政府。截至去年底,中国政府机构共设立的投资基金达1531只,总值大约3.8亿美元。

中央政府在其中所占份额极小,只占了总数的1.5%,及总额的7.5%。中央政府的资金往往更着重于推进国家重点领域的投资,例如高端制造、能源和环保。

至于省、市级投资基金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区域经济。在数量和金额方面,去年省级政府在投资基金中的占比分别为24.3%和38.4%,市级政府则是53.4%和42.7%。

解决经济问题

区县政府在数量方面则占投资资金的20.8%,金额方面占11.4%。它们主要负责支持可以刺激当地经济的企业。

它们以前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房地产,但如今重点已经转到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以及重组当地工业上了。

这些投资基金的价值去年大涨近54%。

中国必须调整其工业和供应链,以应对一直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

尽管PE和VC领域的外国投资正在减少,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支持私募基金的诞生和发展,支持它们提供面向市场的解决方案,解决各种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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