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多元 择优采纳
大马未过度依赖中资

(吉隆坡6日讯)纵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资金输出国,然而本地经济学家认为,大马并未“过度依赖”中国资金的投资,因为大马外资来源非常多元化。
中总社会与经济研究院执行董事李兴裕说,大马外资来源非常多元化,能降低过度依赖带来的问题。
“若你只是单纯依赖中国,一旦中国经济放缓或崩塌,会对国家经济带来极大影响。”
李兴裕在一带一路论坛暨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这是个“中国有钱”的时代,中国金融领域也拥有庞大资金,但当中资前来敲门时,大马政府应选择性地接受中资。
他指目前为止我国政府仍知道他们所希望取得的效应及哪些项目对大马有益。
中国在2016年的对外投资占全球的12.6%,或1831亿美元,而资金最大的流出目的地就是亚洲国家(1303亿美元),东盟在2016年占了103亿美元,其中大马则占了18亿美元。
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最大份额是在租赁及商业服务(33.5%),其次则是制造业(14.8%)及批发与零售贸易(10.7%)。
在东盟国家,大马是取得中国外流资金的第五大国家,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投资就达12亿美元。中国也是大马在2016年最大的制造业投资来源国,我国共批准了33项中国制造业计划,总值48亿令吉或制造业投资的17.4%。
他国外资忧心变“继子”
李兴裕说,除了一些大马商家对中国投资感到担忧,其他国家投资者也有这忧虑,后者更担心若与中国投资者相比,他们可能被视为“继子”。
他举例,美国和日本投资者就很想了解,大马是否只喜欢中国的投资,不再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投资。
“他们很直接的问,‘你的国家现在只爱中国,不爱我们了吗?’,这主要是因为只要和中国相关的工程,就会成为媒体焦点,但美国和日本投资却没有受关注。”
李兴裕认为,大马欢迎所有国家的投资,并没所谓的继子情况,因为这些投资都将为大马经济带来动力。
须拟策减少贸易逆差
李兴裕说,大马和中国双边贸易取得庞大增长,但对大马而言,这贸易正处于逆差,因此政府应采取行动来缩小逆差范围。
“我们不能只是出售榴梿给中国,还需要出售其他的商品以确保他们向我们购买更多商品,至少是缩小逆差。”
投资方面,李兴裕指中国在80或90年代在大马的投资大多数是与贸易及零售有关,近年来的投资更在策略性领域扩张,包括码头、工业园、房地产、能源行业等。
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数据,2000年至2016年中国投资所创造的工作主要在制造业,其中包括电子及电器(32.7%)、基本钢材(24.4%)及交通配备领域(8.1%)。
数据显示,马中双边贸易从2012年起就处于逆差,并在2015年达到27.7%,2016年则达43.8%,去年首10个月的逆差为31.3%。
76%企业无中资伙伴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小型民调显示,76%受访者表示并没有中国商业伙伴。
这份有153家企业回复的民调当中,44%表示现阶段没有中国商业伙伴,但有安排寻找适当合作伙伴,其余32%则表示没计划接洽中企。
然而不管有否中国合作伙伴,受访商家都认为有中国伙伴的最大益处是能取得较大的市场,目前34%拥有中国合作伙伴的商家认为相关益处为取得原料。对于没有中国合作伙伴的商家,有此看法者只占10%。
李兴裕指部分商家受询时认为,这是因为和中国企业购买原料,需要确定原料供应素质。
他说,商家对于和中国企业合作的另一担忧在于商业情报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大马类似的CCRIS系统。
谈到对中国在马投资可能形成的影响,受访企业看法不一,半数人认为好坏参半,35%者认为带来的影响正面,悲观看待者只有3%。
至于中国投资对大马的良好影响,33%认为有利企业扩张,31%认为有利国家经济和企业成长;负面影响方面,41%认为威胁本地产业,22%则认为可能导致“挤出效应”(政府大量借贷导致利率上升,民间企业借贷成本上升)。

何国忠:积极看待一带一路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何国忠博士指大马人习惯从负面角度思考,呼吁国人从健康及积极态度看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若对国家发展没有信心,未来的道路将会越走越晦涩、悲观。”
他呼吁各界勿从负面角度看待一带一路,甚至指这等同马来西亚变卖祖宗所留下来的产业给中国,然而这种说法不但不负责任,也无理取闹。
“谈到软实力,大家应该知道若非通过长久的努力,今天一带一路的框架不会让我们受惠,在整个文化、教育和经贸达到这样的成就。”
何国忠为研讨会开幕时说,马中关系为大马带来的效益从数字上来看是成绩斐然,这些才是商界要看到的正面和健康能量。
他说,经贸全球化也需要各造的努力,寻找更多对接,希望人民有更宽广的心态、知识及资讯,在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中获利。
何国忠提到,许多人都问一带一路能为大马带来什么,其中最明显就是中国旅客人数上升,他认为来马的旅客在2020年达到千万人次,并不会让人意外。
“大马是很多中国人最喜欢到的地方,马航事件影响到中国旅客人次,但我们熬过来了,(低潮)已过去。”
他认为大马与中国的合作结果让人雀跃,包括欧洲要杯葛大马棕油和棕油产品时,中国仍给予大马支持,大马产品如榴梿猫山王在中国的前景也很亮眼。
出席嘉宾包括马华一带一路中心执行主席拿督斯里蔡宝强、常务副执行主席拿督林恒毅、拉曼大学校长拿督蔡贤德教授、副校长尤芳达教授,中国驻马大使馆代表邱梓力、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贸易促进平台执行秘书长高航等。
蔡宝强:中小企失合作机遇
马华一带一路中心执行主席拿督斯里蔡宝强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马中大型基建项目如火如荼启动之际,国内中小型企业却普遍认为这倡议仅惠及大型企业,因而错失马中合作机遇。
蔡宝强说,我国不少企业家对“一带一路”了解不深,且认为这仅涉及大型基建项目及大型企业,甚至误解中小型企业无法从中受益,因而放弃搭上“一带一路黄金列车”的机会。
他为《2018一带一路商业论坛暨学术研讨会》活动致词时说,大马98.5%(或90万7000家)的注册活动公司为中小型企业,贡献国内生产总值36.6%,这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就业机会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认为大马政府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了许多便捷,包括启动数字自由贸易区(DFTZ)等,中小型企业应善用这些便利及各种激励计划,通过创新驱动和生产力导向的战略,加速企业发展。
蔡宝强指政府将推出更多元的合作模式、加强推动经贸探究、企业咨询、信息分享和商业对接相关活动。
适应全球供应链动态变化/李兴裕
近年来,全球和区域供应链格局不断演变和变革,企业和各行各业需加强自身免疫系统(供应链),以在机遇中应对多重挑战和威胁的风险。
从冠病疫情造成的严重破坏到地缘政治分裂、去全球化的政治压力不断上升、经济不确定性、数字科技的兴起、对永续性的日益重视,以及特朗普解放日关税造成的前所未有的贸易动荡,它们凸显了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全球供应链所固有的脆弱性。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始于显著的向本土和消费市场转移的回流和近岸生产。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制造商和企业纷纷推行多元化的供应链战略,通过调整供应商和转运来规避关税。
“中国+1”战略已成为最受瞩目的战略之一,制造业借此将业务拓展至中国境外,以管理和降低供应链风险。企业正在制定战略,整合其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和网络,以确保供应链的韧性和成本节约。
企业已将部分业务转移,利用东南亚等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更具竞争力的地区的机会。越南、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已从供应链的转移中受益。
受地缘经济全球化、国家安全经济民族主义及美国加大对中国在科技、半导体、医药、钢铁、关键矿产等战略产业实施战略脱钩的压力,全球供应链重构未来可能加速。
供应链分化将加剧
随着战略脱钩压力的不断扩大,供应链的分化将加剧,企业会创建独立的供应链来应对贸易壁垒,减少对单一供应商或地区的依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中断和成本。
这可能导致全球市场出现一些产品由重复的供应链生产的情况,一条供应链面向特定市场或受限制的地区,另一条则面向受地缘政治影响的全球市场。
半导体供应链确实是一个突出而复杂的行业,它正朝着全球贸易分化的方向发展,导致美国和中国各自追求半导体生态系统,以控制供应链。
如果特朗普成功利用对等关税,或针对被视为中国“亲密盟友”的国家的特定行业关税作为武器,那么任何为规避关税而进行的供应链地理重构,都将使这种迁移失效。

东盟供应链角色吃重
全球供应链持续快速演变,东盟在这一转变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国都专注于特定领域。
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越南作为制造业中心,也是中国和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战略定位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获益,同时应对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压力和战略经济竞争。
东盟国家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并利用其在某些领域的专业能力。
马来西亚是半导体组装、封装和测试的主要枢纽。根据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政府相信大马的半导体产业有潜力将其价值链扩展到前端领域。
与此同时,新加坡是半导体公司的首选,正在投资新的芯片工厂并扩建现有设施。
例如,意法半导体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合作,在其新加坡工厂建立了一条尖端研发生产线。
印尼迅速崛起
越南和柬埔寨以电子产品制造业而闻名,尤其是消费电子产品。印尼正迅速崛起,成为潜在的全球电动汽车生产中心,尤其专注于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相关零部件。泰国是东南亚领先的汽车制造中心。
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以及与欧盟、印度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使东盟国家能够利用一体化供应链,并可能加速近岸外包和回流东南亚,这得益于对电子制造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电池绿色产业、生物医药和制药的投资。
东盟须优先制定政策,通过加强交通和连通性基础设施、促进数字化等科技进步及支持物流服务提供商(特别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MSME))的发展,来增强其供应链的弹性和效率,以看到供应链大规模向本区域转移。
东盟建立互利关系
东盟国家之间建立互利合作与伙伴关系,使成员国的企业能够协作、共享资源,并创建更高效、更有弹性的区域供应链。
东盟对数字化的承诺体现在"东盟单一窗口"(ASW)等倡议中。该倡议通过整合国家单一窗口(NSW)来简化贸易流程。这一区域平台促进了贸易文件和数据的电子交换,加快了货物清关速度,并降低了企业成本。
作为东盟主席国,马来西亚也积极参与《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该协议将为区域投资开辟新机遇,增强市场准入,简化供应链,并协调东盟范围内的数字法规。
在当今全球供应链不断演变和复杂化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须适应变化、创新发展、积极运用战略并利用先进科技,才能在新时代蓬勃发展。
东盟高度依赖中国和美国,且中国和美国都是其技术转移的主要来源,如果中美供应链脱钩加剧,东盟将面临严峻的形势,需要应对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动荡。
东盟国家和企业已实施战略,通过近岸投资和回流投资,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增强其韧性,并通过本地化和进口替代提高自力更生能力。采用"中国+1"或"中国+2或3"模式,拓宽其供应链,不再依赖一两个国家,甚至不再仅仅依赖亚洲。
中美分化全球为难
以美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分化,可能迫使各国政府作出艰难的战略选择,可能导致贸易分裂,而这种分裂往往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经济目标。
这两种体系之间的拉锯战,可能会造成一个复杂的环境,各国政府必须在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关切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之间取得平衡。
与任何一方走得太近都有可能疏远另一方;试图平衡双方,又可能使各行各业面临贸易壁垒、科技冲突、融资限制或外交摩擦。
另一个趋势是扩大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半导体供应链的区域性本土化,以减少对外国来源的依赖,从而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虽然供应链正在重新配置,以变得更具弹性和地理分布多样化,但完全与美国和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而且会造成破坏,这意味着本区域的供应链离不开中国或美国。
全球和区域供应链依然相互关联,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和贸易网络核心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鉴于中国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可扩展性、能力和科技驱动,将中国从全球生产流程中剔除并在其他地区复制,既具有挑战性,又成本高昂。
成本效益和规模经济的考量依然存在。当政策扭曲推动多条供应链的创建时,规模经济的受损和资源配置不当,会导致效率低下和价格上涨。
供应链多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成本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有利的营商环境、公平透明的监管、可靠的经济政策、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