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直接投资（FDI）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近10年东盟逐渐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发展大型基建项目及创造新就业机会，努力拼经济。

大马在1970到1980年代加速工业化，吸引外资设厂及开公司，至今仍受青睐。

不过，国家银行却指出，虽然FDI增加，但对我国经济的效益却减少。关键因素原来是外资高度依赖外劳及进口物品，不仅没为本地制造更多新就业机会，还扭曲薪金和价格。

随着这种弊病越来越明显，国行近期高调建议，必须全面检讨现有的投资及奖掖，确保大马能吸引到优质且可以让国家向上发展的投资。

不过，经济学家认为，要吸引高增值FDI来马投资并不容易，因为自中国崛起后就受到外资宠爱，让大马失去吸引更多这类外资的先机。

低税率少收6亿  外劳抢本地饭碗  

检讨外资奖掖保吸金力

近期，国家银行针对6家在电子电器产品（E&E）领域的跨国企业展开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令人担忧。该研究显示，虽然这些企业对总出口带来很大贡献，但对经济效益的展望却相当有限。

这6家企业聘用的外劳，占总员工人数高达20%比重、每年汇出国外的款项达8亿令吉，还享有平均税率7.4%，大幅低于2015年全国公司所得税25%，让大马每年平均流失6亿令吉税收。

虽然这6家企业不能代表所有外资，但研究反映出，部分跨国企业为我国经济带来的效益，已被这些损失所抵消。

虽然国行认为，全面检讨投资奖掖是必要的，但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在吸引优质投资和保持吸金魅力之间达到平衡，否则，将影响未来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要永续发展，投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而我国投资活动在过去35年增长接近十倍，其中外来直接投资（FDI）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2010至2015年之间，FDI占总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近40%。

随着大马在1970至1980年代加速工业化，成功吸引大批跨国企业来马投资，特别是在制造业及矿业。此外，在海外发展及国内政策方面，如在2008年后开放服务领域外资持股率，也促使FDI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金融与保险、批发与零售，以及交通与通讯等次领域。

在区域市场中，大马是FDI主要盈利中心之一，2010至2016年平均回酬率达12.9%，高于印尼、菲律宾及韩国等。

FDI一直都是制造品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和生产力的关键催化剂。

在2015年，FDI企业出口额达2902亿令吉，占总数35.5%比重。同时，聘84万8000名本地员工或占总数5.8%；在FDI企业工作的每名员工增值比全国平均高3倍。

不过，国行提到，近几年却有证据显示，FDI对经济净效益已经减少。

“虽然FDI有助本地市场制造就业机会，但必须解决高度依赖外劳及进口物品的问题。”

根据预测，由于FDI制造公司聘请更多低技术外劳，使本地员工占总员工人数的比重，从2011的74%，下跌至2014年的68%。

“高度依赖外劳，侵蚀FDI对本地就业机会的效益，且压低薪金增幅，特别是影响低收入群。”

半制成品进口不利增值

相比区域市场，半制成品进口让大马总出口的国内增值部分增长停滞不前。这意味着，继续高度依赖进口物品及海外服务，例如物流，反映出本地供应及服务商在供应链上日益后退，而创造价值的过程也缓慢。

此外，普遍的劳工密集生产模式，阻止企业采用科技，如自动化。因此，大马有必要积极提升生产价值链。另外，美国跨国企业在大马对研发的投资，比在其他国家来得少，显示技术转移的发展停滞不前。

因此，继续高度依赖外劳已导致我国经济出现扭曲现象，包括薪金及价格扭曲，使劳动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运作。

逾百吸资奖掖  

年付150亿成本

国行提到，为了吸引投资，我国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提供给外资的奖掖及外劳汇出大马的款项。

目前，政府提供超过100项不同的奖掖吸引投资，以达到特定预期的经济溢出效应。

在2010至2015年之间，FDI获得的奖掖，占制造业投资价值接近60%比重。

这些奖掖主要是公司所得税减免、资本开销税务优惠及资金援助，如培训及研发补助金。

由于所得税减免及税务优惠，将减少企业缴交的税款，所以若是从税收来看，这是一笔成本。

“若是以企业总营运净利与从制造业所得的税收作比较，在过去5年，每年奖掖成本介于100亿至150亿令吉，这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至1.3%之间，或政府税收的6%至8.9%之间。”

此外，国行点出，有更多证据显示，区域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及国际监管环境改革，导致目前通过奖掖吸引外资的效果越来越小。

各国为了争夺FDI，而偏向提供相同奖掖配套，让跨国企业更具优势争取更好的奖掖，国家将出现降低收益的争夺战！

根据世界银行一项研究显示，国家通过税务奖掖吸引投资而掀起税收竞争，将使到区域国家的税率面对下行压力。

以特定工业的过往经验来看，国家之间的FDI争夺战非常激烈，而且有例子显示，奖掖吸引力是让外资决定投资地点的关键因素。

外资外劳钱不留大马  去年300亿薪水外流

国行指出，外资也可从自由的汇率管理政策及现有外劳监管条例中受惠。

外资可投资大马资产之余，也可以自由地把投资中所得的资金、盈利、股息或任何收入汇出国。

国行预计，外资宣布的股息，有高达60%汇回自己的国家及海外股东。

若是以其他形式把资金汇出国，如总部对公司内部贷款征收费用、专利费及外包安排费用，那会有更多的资金外流。

在今年第三季的来往账项中，次要收入账项赤字从次季的42亿令吉，扩大36%至57亿令吉，主要是因为外劳汇款从87亿令吉，增加至95亿令吉，而从外国汇回大马的款项，则从44亿令吉减少到38亿令吉。

根据国行2016年报，外劳汇款从2008年的170亿令吉，扩大到2016年的300亿令吉，这期间激增130亿令吉或76%！

国行预测也显示，跨国企业直接聘用7%的已登记外劳，虽然低于本地机构，但这还不包括支援这些跨国企业的本地供应商及服务商所聘用的外劳。

“在过去15年，制造业依赖外劳，已使到汇出大马的款项数额增加双倍。”

应设标准评估奖掖框架  

推动创新高增值供应链

在考虑到全球环境不断改变和国际趋势的出现，如科技带来的颠覆、迅速城市化及气候变化，国行认为，有必要全面检讨投资奖掖框架，让大马及时做好准备面向未来。

国行指出，应该设下一些标准，并确保吸引到符合这些标准的投资。

“这些标准可能用来评估投资素质，包括是否会推动创新与生产力、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增加整体经济复杂度、加深国内供应链之间的关系及创造新工业集群。”

举例来说，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投资才可获得奖掖。

国行认为，这些奖掖必须有时限，且根据表现及成果的指标来判断，如研发与科技密集度、创造技术性就业机会及在产品复杂度指数的排名。

同时，必须全面观察及定期报告这些正面的外溢效应。

对此，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已实施一项新成本效益分析模式，以评估制造项目。

这项新模式较为全面，因为会考虑到投资建议的量化及质量成本和效益，且以国际最佳实践作为标准。这将提供更完整及实质的评估，以分析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效益。同时，奖掖也应该迎合投资者偏好的转变，多过税务方面的考量。

投资奖掖可与降低高技能知识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较高研发与自动化补助金及提供更容易进入科技园及共享办公室的措施相辅相成。

偏劳工密集项目  

大马成出口跳板

兴业研究高级经济学家白文春接受《南洋商报》电访时指出，虽然FDI对出口贡献大，但多数来马投资的FDI都偏向劳工密集项目或投资，所以进口大量外劳，最终使本地劳工无法从中受惠。

“这变相是外资借大马作为一个出口地点而已。”

虽然大马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高增值投资，但他认为，这相当困难，因为自中国崛起后，我国就失去这个先机。

他解释，很多投资者已走向中国，特别是手机制造业，早在当地打造完善的供应链或支援工业；这是外资作出高增值投资的主要考量。

白文春说，大马依然有一些落在高增值供应链中的企业，包括友尼森（UNISEM，5005，主板科技股）、马太平洋（MPI，3867，主板科技股）和东益电子（GTRONIC，7022，主板科技股），但数量并不多。

尽管如此，他认为，相比于大部分东盟市场，大马还是吸引到比较多的高增值投资，因为我国已达到较高发展阶段。他指出，由于高增值投资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所以，大马无法舍弃劳工密集的FDI。

“除非愿意牺牲经济增长，否则，大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