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Adonis）自1980年代起即旅居巴黎，离散数十年，却未因此而自视为流放者。在他看来，流放涉及“政治、民族主义及意识形态”，职是之故，在2015年出版的对谈录《暴力与伊斯兰》（Violence et Islam）中，他对精神分析学者阿德罗赫（Houria Abdelouahed）表示，在自己的祖国叙利亚他反而会自觉是位流放者，因为在叙利亚，话题经常不离“政治、民族主义及意识形态”；而在法国或其他欧美国家，他很少会有这样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虽然身在巴黎，而且法文流利，但是他主要是以阿拉伯母语写作。

语言是根植的地方

他说：“我的语言就是我的国家，我的地理，我的空间，这是我根植的地方。”这也正是已故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所说的，“我是我的语言。”

就像千千万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达尔维什一生颠沛流离，失去土地，失去家园，失去自己的河流、自己的树木，唯一剩下的，而且无法被剥夺的，就是自己的语言。他的语言证明他的存在。

阿多尼斯对语言有一套独特的看法，这个看法影响了他对阿拉伯诗歌的理解。简单言之，他把语言分成父性语言和母性语言。前者是文化的语言，后者是自然的语言。这种语言观又与他对伊斯兰教的了解有关。他推崇母性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是自然生成的，具有普世性，就像泉水从土地喷涌而出那样。在与阿德罗赫对谈时他还指出，“是宗教限制了这个语言，并将之去普世化。诗仿佛泉水那样涌现。就像风，像光，或者像沙漠的动态，像一棵树或棕榈。伊斯兰之前的诗完成于所有教条与理论论证之外。这样的诗自然，因为这样的诗是纯粹即兴自发的女儿。”这就是宗教介入之前的阿拉伯诗歌。他认为当代阿拉伯诗人多半缺少勇气，动机不足，他们“害怕与宗教文化适当地切割”。

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一样，是人为的、非自然的，仰赖的是阿多尼斯所说的父性语言——文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受到重重屏障，背负过多外加的使命与要求。以这种语言创作的诗重点不在语言，而在那些促使诗人下笔的事物。阿多尼斯的结论是：“此之所以最接近创造性的人类的语言是与母性关连的语言。此之所以这种语言被称为‘母语’。”

在谈到阿拉伯诗歌的现代性时，他特别强调前伊斯兰诗歌的重要意义；在阿多尼斯眼中，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的波斯诗人努瓦斯（Abū Nuwās）的作品，就远比20世纪的许多阿拉伯诗人还要现代。他说：“他创造了另一种语言与另一个世界”，一旦跟宗教世界或宗教视野中的世界切割，“他的表达工具就不一样了”。

诗的载道目的不同

从上述简单的论证不难理解，阿多尼斯何以坚持要以阿拉伯母语创作，何以他无意将自己归类为流放者。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乃至于商业主义与诗的追求大异其趣。诗求真，属于阿多尼斯所说的真的知识。“诗如果停止求真，诗就毫无意义。”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说，诗的载道应该与政治、宗教及商业的目的大不相同。

在阿多尼斯2003年的诗集《预言，盲者啊》（Prophesy, O Blind One）中有一首长诗，诗题〈我想象一位诗人〉（I Imagine a Poet），其中一节这样叙写诗人创作的情形：

诗人写一首诗，描述那个场景

……

别忘了提及现代性   你因而可能被归入

先驱者中，但在这之前，别忘了描述场景，

老旧的鞋子孤零零地摆着   在挂钟之下，仿佛

等待其所有者的归来，同时要想想那些大问题：诗

必须捕捉的——不是那些事物——而是事物的碎屑。

这几行诗颇能呼应阿多尼斯的基本诗观，仿佛是他的诗观的演绎与实践。他认为诗要关心的是生活的细节与平凡的事物——不是那些伟大的事物，而是“事物的碎屑”。显然，只有在这些“碎屑”中他看到了诗的本质——诗所追求的真与真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