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和错误决策,孰重孰轻?/蔡维衍博士

首相到访吉隆坡同善医院,这是自1881年该院成立以来,第一个首相首次访问华人民间创办的医院。这个民办医院不分种族提供收费廉宜的医疗服务,由于医术高明、收费廉宜而且服务态度得到好评,求诊病人不断增加。每年入不敷出,董事们出钱出力,自捐之外还要向社会人士募捐。

邀请首相造访,除了让非华族领袖了解同善医院的慈善事业外,主要还是希望首相拨款资助同善医院的发展工程。访问结果如该院领导层所望,首相当场宣布拨款300万令吉,协助该院成立心脏专科中心。

首相代表政府拨款300万令吉以共襄义举,肯定了同善医院百多年来在慈善医药服务的贡献。然而华人社会会不会仍然念念不忘1MDB的课题?从最近电子短信流传有关2018年的预算案各领域拨款的比较数据,可见反对党宣传重点稍为转移。接下来,上世纪90年代国行外汇交易的亏损300多亿令吉,又轮到反对党面对尴尬的局面。

贪污成风非一日养成

指1MDB案件为贪污罪行,外汇交易亏损为决策错误是华人社会解释这两个案件的逻辑。虽然如此,今日官场贪污成风非一日养成的,它是数十年来累积而造成的败坏风气。本来与行动党无关,但是却与它的希盟友党有洗不脱的污点,土团党的头号二号人物有莫大嫌疑,公正党的精神领袖也是“有口皆碑”的。在外汇交易错误(支持国阵的阵营斥是投机,反对党则称之为投资),亏损背后涉及了时任首相与财政部长,在希盟里领袖或许不得不哑子吃黄连,需要血水连牙往肚里吞,有口难言。

话说这两个分别划为贪污和决策错误的案件,对国家的影响孰重孰轻?清朝乾隆乱臣贼子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贪官,贪污敛财2亿3000两白银(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左右),合计大约345-506亿人民币。被指为窃国大盗,然而乾隆当皇帝的时候,满朝贪污成风,却是太平盛世。

相反的,巫统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虽然旨在达致“团结全民”的目标十分崇高,而推展新经济政策的两个策略,在文字上也是无懈可击:(1)不分种族,消除贫穷;(2)重组社会,削弭鸿沟。但是在决策方面,由于错误地过于偏向土著,形成“土著至上主义”,危害国家认同,对全民团结,影响既深且远,至今已数十年。土著与非土著的心态,南辕北辙。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与土团党领袖有颇久加颇密切的关系。

至于在外汇交易上,即使勉强接受那是一项投资,风险难免的托词,但在皇家调查报告里,被指涉及者多以忘记了或不知道回答在那一段不太长时间内,投资的错误决策亏损数额竟然就等同和珅得势数十年所贪来的财富,300多亿令吉在决策错误情况下,悄然消失了。官方记录也是非常简洁,不浪费纸张与篇幅。

如果说决策错误危害大过贪污窃国,必然有人不服,认为那是无心之过,不可多加訾议,慷的是全民之慨;错误的决策可能仅一人(独夫)之旨意,且影响可能超过一甲子。如果说贪污窃国危害更大,然而贪污成风却非一人一朝一夕所造成,而历史上和珅贪得无厌,贪来的财富却也不能留传给子孙所享有。

蔡维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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