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届东盟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必要在此打破旧有桎梏，为东盟开辟新的未来，以避免其进一步滑向无关紧要和“跛脚鸭”的深渊。

东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边缘化风险。长期以来，东盟过于自满，依赖软性外交与对话。

东盟一贯依赖的对话与外交模式，未能有效承担防御前线的作用，也未能实质降低地区紧张与不稳定。

所有以往的外交冲突预防机制，包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东南亚无核区条约》（SEANWFZ）和《印太展望》（AOIP），最终都将失效。

“冲突预防神话”失败

缺乏实际联盟或威慑机制的东盟，将如同“露出的拇指”般，轻易暴露在外。

尽管东盟努力推行上述机制，冲突风险却不断上升，其根本原因在于东盟自创的“冲突预防神话”已经失败，并错误地以为缺乏强力武装威慑将降低安全困境与对抗的需要。

到2050年，在中国、美国与东盟三者之间，只有美国将是唯一在劳动力、创新与军力方面具备年轻人口红利的国家，并继续保持技术与经济体量的主导地位。

中国将“未富先老”，而东盟则将在2050年前达到人口红利与购买力的峰值。

东盟将继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依赖外向型经济，缺乏强劲内需市场与足够购买力支撑。

中国亦然，其高储蓄率与对出口的依赖、内需不足，将使中国与东盟在未来二至三十年仍须依赖美国这一主要经济体。

金砖国家、全球南方或其他替代性架构难以匹敌美国在经济规模、创新力与全球金融体系方面的优势。

中国作为地理上最具实力的邻国，是迫使东盟维持战略中立与对冲模式的关键因素。东盟惧怕来自北京的长期报复，担心影响区域安全与经济生存。

东盟也质疑美国在地理上过于遥远，怀疑其是否具备足够的意愿与能力，在东盟若转向美方阵营后，能及时填补安全与经济上的空白。

即使东盟保持严格中立，仍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新一轮冲突。届时若缺乏决心与备选方案，只会沦为“坐以待毙”的目标。

各成员国甚至将各自为政，脱离东盟机制以维护本国安全，因为届时东盟将不再具备提供区域安全庇护伞的能力。

中国的经济效能被其内部低效严重拖累——约三分之一的工业产能遭浪费；总要素生产率（TFP）已呈负增长，意味着投入产出比逐年下滑。

一旦剔除浪费，中国的GDP可能被高估，其“有效经济实力”远低于表面所见，而美国每单位GDP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则大幅优于中国。

要缩小美中军事资源总量的差距，北京必须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大幅超越美国国防预算，才有可能勉强追赶。

净优势强大国家胜出

此外，中国军费中至少有35%用于国内维稳、公安、武警与国土安全，远高于美国的占比。

美国的制度优势——如经济自由、法治稳定——能将资源高效转化为可持续实力，而中国体制尚难复制这一成果。

过去200年大国博弈的历史表明，净优势强大的国家最终胜出；反之，增长迅速但效率低下的国家最终衰败。

正因如此，美国在20世纪最终超越群雄，而昔日的大英帝国则丧失霸权地位。

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时代终结论”难以成立：没有任何对手同时拥有足够的规模与效率，足以全面超越美国。

简言之，现在正是东盟重启与特朗普政府关系、争取美国防务与经济绑定的最佳时机，以应对中国潜在的经济衰退与热战风险的上升，同时摆脱“过度中国化”的战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