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何包钢:投入一带一路基础建设
中国暂未超美称霸全球

何包钢:中国将于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主要经济体是乐观说法。
何包钢:中国将于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主要经济体是乐观说法。

(吉隆坡19日讯)澳洲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何包钢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超越美国以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最大份额,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占有的份额比重甚至会降低。

“国际货币基金(IMF)多年前预测,中国于2016年会超越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的18%,然而这预测是错误的,美国去年的比重是22%,中国只有15%。”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兆2000亿美元(约46兆6210亿令吉),美国则有18兆5700亿美元(约77兆2992亿令吉)。

拉开中美经济差距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推行税改,可能将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而中国则将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基础建设。

何包钢今日在“2017年林连玉讲座”上,发表题为“当前中国与世界政经权力变化”的演讲时说,基础建设与制造业不同,资金回收率很低,因此可估计中美的经济差距不会缩短,反而会被拉开。

“许多专家推测中国将于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主要经济体,这是乐观说法。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放缓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不例外。”



何包钢说,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继续在全球扩展及寻找新市场,以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将放缓经济的高速发展。

陈凯希(左二起)与刘锡通在讲座会开始前畅谈。左为莫泽林,右为陈鹏仕。

“中国建造”最大优势

询及为何中国将资金投入回收率低的基础建设,何包钢指中国走向世界需要一个品牌,“中国建造”就是中国的最大优势。

他说,中国走向世界前致力于寻找自身长处,以挑战诸如日本与韩国的电子产品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好的就是建桥造路,同时有着速度快与造价便宜的优点,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认定这优势,并以此做为主导方向。

“中国由‘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建造’,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铁路、公路与港口等将由中国建造,以创立‘中国建造’品牌。

“根据牛津财经报道,全球基础建设费用从2012年的4兆美元增至2015年的9兆亿美元,由中国驱动的亚太地区占据60%的全球基础建设开销,欧洲则跌至10%。”

凭一带一路转移技术
维持地区和平为前提

何包钢认为,一带一路有一个和平逻辑在内,基础建设要在沿线国家获得成功,必须以地区和平为前提。

“一带一路与美国相比的最大优点是,这是一项和平主张,中国在沿线国家修桥建路,必须维持地方和平,否则一打仗导致基建被破坏,所有努力将付诸流水。”

他指出,中国的崛起最早受益于日本与韩国,这些国家当年经济发展到达鼎盛时,需将技术转移到其他国家,正好转给了中国,让中国以此作为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必须通过一带一路将技术转移出去,尤其是南亚将因此而获得新发展机会。

林连玉基金为配合林连玉精神奖30周年纪念,特邀请何包钢在“2017年林连玉讲座”上演讲,除了今天在吉隆坡开讲,他也将到新山南方大学、东马砂拉越大学及古晋各进行一场演讲。

这讲座由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博士担任主持,出席者包括林连玉基金执行长兼纪念馆馆长姚丽芳、常务董事林金树、顾问刘锡通与陈凯希、秘书长潘永强博士、大马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长陈鹏仕、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长莫泽林、华社研究中心董事主席赵燊儒、雪隆福建会馆代表颜育霖、雪隆精武体育会理事谢耀良等。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