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大马受困中等发展陷阱
高收入国渐行渐远

还记得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2010年提出经济转型计划(ETP)吗?当时距离2020宏愿的目标只有10年,纳吉对此推出上述计划,旨在让国家于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

7年过去了,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提高至4万713令吉,但若用美元计算,只有9630美元。而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其人均GNI必须超过1万2235美元。

高收入国,这个梦还能圆吗?我们的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总是卡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目标遥远  5症结拖先进后腿

作为大马子民,我们都希望国家繁荣强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收入和生活素质也年年提高。

由此,政府才设立“2020宏愿”目标,让我国届时能成为高收入国。

如今,来到2017年杪,距离2020年还有2年,依照目前的经济和人均收入来看,马来西亚能够在短时间内踏入高收入国的门槛吗?

按照世界银行于今年7月1日的更新定义,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必须达到1万2235美元(约5万1773令吉)。

根据2018财政预算案前夕公布的经济报告书,政府预计今年的人均收入将达4万713令吉,明年进一步攀升至4万2777令吉。

不过,如果按照令吉兑美元汇率现价来算,我国的人均收入却缩水,从2012年的1万38美元减少至去年的8424美元。我国不但没有迈向高收入国,反而渐行渐远。

中等收入陷阱5症结

大马是高度依赖外劳的经济体,且大部分企业都从事传统行业,创新氛围相当低,更不用说高价值或尖端科技领域。

这或许是我国迟迟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不过,除了创新不足,我国还面对哪些阻碍?

这一次,《南洋商报》专访兴业研究经济学家白文春、丰隆投行研究主管兼经济学家徐克宇,以及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点出我国经济架构中的弱点以及解决之道。

白文春(左起)、徐克宇及李兴裕点出大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并提出关键的解决方案。

1.企业过度依赖外劳

翻阅全球发展史,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科技发展立国,成功朝向发达国家,而不是使用低价且低技术的外劳。只有大马,依赖外劳从事低端工业,拉低整个国家的经济价值链。

徐克宇提到,目前过多企业依赖外劳,阻碍发展,乃至影响国家经济朝向高价值层次,对收入增长毫无帮助。

近30年来,企业对外劳的依赖越来越重,造成运作模式不变,所谓的优势就是员工成本低,即通过大量使用廉价外劳来压缩成本。也就是说,这30年来,我们的强项不是技术,而是“专业”使用外劳。

2.不愿分享营运成果

谈及薪水,徐克宇给出惊人的数据:本地企业赚的每1令吉,只有35%(35仙)是流到员工手上,远远低于企业区域水平。

“这数字在邻国新加坡为45%,台湾与香港介于45%至50%,美国和其他欧洲发达国家高达50%至60%。”

他指出,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低,导致从市场赚取的资本没有均匀的流到市场消费者(员工)手中。

3.缺乏高端技术转移

政府不断重唱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表现如何如何,但那毕竟只是“投资”,重要的是,我国是否有从中承接外来高科技和高价值技术和专业知识?

外来投资的活动,多数只是旨在参与基础建设项目而从中获利,至于是否有技术转移,那就另当别论。技术转移能让我国掌握更多专业技术,提高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大大增加竞争力,最终反映在收入的提高上。

白文春说,一般只有贫国才会积极寻求外资来协助参与国家建设项目。

“目前,政府重视高科技和重工业的态度不如上个世纪90年代热烈,反而专注在包括中国等国外来的投资举动。”

4.工作态度有待加强

谈及亚洲经济奇迹,不得不提到亚洲四小龙,即台湾、韩国、香港及新加坡。这四个经济体在上个世纪表现出惊人的经济跳跃式成长,多多少少关系到当地员工的积极态度。

相较于国内,虽然不少私人领域表现积极,但政府公务员的效率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此,在这大环境下,提倡四小龙的积极精神及高效主义,似乎困难重重。

白文春解释:“如果你留意这几个国家的企业,就会看到员工的工作态度非常积极,他们都很投入工作,这体现出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态度。”

5.人才外流限制发展

迎来外劳,我们却因为国家政策而流失大量人才,失去国家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白文春指出,那些包括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优先政策,大大限制本地朝向自由市场迈进的潜能。

另一方面,在目前通货膨胀高和市场低迷下,企业说:减少开支维持竞争力;员工则要求:增加在员工和营运效率上的投资,才能维持竞争力。

对于这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建议,哪一方才是对的呢?如此两难,如何让人才留下呢?

政府若要突破目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出具突破效果的转型政策。

突破!突破!突破!

在询问朝向高收入国的至关条件时,3位专家异口同声道出一个重点:突破。

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必须勇于制定革新策略措施,让整个领域朝向创新、自动化及专业化发展。

顶级手套是企业自动化的最佳典范之一。

创新是唯一出路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都高度重视“创新”,因为他们深信,这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要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下生存,创新才是唯一出路。

李兴裕指出,我国大部分企业从事传统行业,虽然创新和高科技行业不是主流,但仍能在基础上创造出高效率工作程序,提高生产力。因此,这里提到的“创新”,不单单指“创新产品”,也是自主研发能大幅度提高企业效率的操作技术。

最好的例子,就是不断在公开场合上提出“产业自动化”论述的顶级手套(TOPGLOV,7113,主板工业产品股)。

顶级手套近年积极走向数字化,已投资感应器和数据收集器材提升生产线,逐渐全面自动化。目前,每天生产线平均所需的员工数量维持在21名,低于8年前的29名,减少幅度近30%。

企业需培训员工

白文春、徐克宇和李兴裕都认为,企业必须要先主动,投资提高生产力,才能在恶劣的营运环境中生存。

李兴裕指出:“国内企业应该趁机享有政府针对‘工业4.0’推出的福利,积极提升生产效率,达到成本减低。”

另一方面,企业也不能对员工吝啬,除了透过加薪和花红大方与员工分享营运成果外,也必须让员工参与培训。

白文春解释,企业不要抱持着培训计划是“为员工的下一家公司培训”的想法,因为这是要与薪酬和奖励计划配合才能解决的问题。

应制定奖励计划

如何提高竞争力?或许只需制定一个诱人的奖励政策就可。李兴裕提到,不少企业正面对员工流动过大的困境,这点可能牵涉到公司没有一套公平且诱人的奖励政策。其实奖励政策对公司和员工来说都是公平的,公司可从中获得提高产能的机会,而员工则可以透过付出的努力得到应有的酬劳。

此外,在奖励政策下,公司也可以制度化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让员工能清晰了解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提高最低薪金制

徐克宇提到,虽然政府提高最低薪金制,试图要企业减少依赖外劳,然而最后弄巧成拙,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外劳,反而让外劳增加收入,让国家流失更多资本。由此,进一步提高最低薪金制,才能加强企业的警觉心,让他们转聘本地员工,以达到留住资金,且提高整体国人收入的目的。

另外,人才也随着薪酬和条件而流动,因此调高薪水能招揽更多人才。

需再推转型政策

政府若要突破目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出具突破效果的转型政策。

白文春坦承,政府只是一味从事油气和基础建设的投资活动,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直接激励收入表现。政府应将企业转型和创新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轴。近期,似乎看到政府重视工业4.0和创业等相关活动。然而,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这些并没有成为国家发展主轴,而是将公务员的营运开销作为主角,政府仅一味“热忱”于为大选铺路。

提高市场竞争力

白文春认为,除了薪水因素外,国家政策才是导致人才外流的主因。

他以其他亚洲发达国家的例子说明,朝向高收入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市场自由开放竞争。

“政府和企业应该对人才一视同仁,不应有肤色和性别之分,因为唯有人才才能提高竞争力。”

这点可以从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甚至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看出端倪,至今,这些国家仍对全世界人才保持开放态度,维持经济和技术强国地位。

独家报道:刘颖证

独家报道:刘颖证

独家报道:刘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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