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一带一路经济效益大/魏尚进

2017年10月14日

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的60多个国家建立起物质基础设施和政策联系。

有批评者担心中国此举可能主要是为了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以便与美国和日本竞争，因此会着力于一些缺乏经济意义的项目。但如果能满足几个条件的话，这一倡议就会产生相当大的经济意义。



亚洲发展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证实，许多一带一路国家迫切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这恰恰是中国所承诺的投资类型。

孟加拉和吉尔吉斯这类国家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并压抑其出口能力。而印尼等国家则需要足够的港口来实施国内经济一体化或国际贸易。

“一带一路”倡议承诺会帮助各国克服这些限制，为港口，道路，学校，医院，发电厂和输电网的建设提供外部资金。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倡议可以像美国1945年后的马歇尔计划那样发挥作用，而后者为战后欧洲的重建和经济复苏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



 

投资代价不贵

当然，只靠外部资金并不足以取得成功。受援国还必须实施关键性改革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实际上，补充性改革的实施将成为左右一带一路投资经济回报的关键因素。

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投资在经济上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当中国的私营企业率先实施的时候。

当中国在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该国的外汇储备已达4兆美元（16.88兆令吉），而这些储蓄的美元回报率却极低，每年不到1%。再加上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预期，如果换成中国本国货币的话收益甚至是负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代价并不是特别昂贵，尤其是考虑到其潜在利益的情况下。而中国之所以拥有超过40%的贸易额相对GDP比率（远高于美国），部分原因是其贸易伙伴国的基建发展不足和经济多样化不足。

通过解决这些弱点，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可以大大提升本国和参与国贸易量，为企业和劳动者带来相当大的收益。

亚洲发展银行报告证实，许多一带一路国家迫切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

经济回报延伸全球

这并不意味着这类投资对中国来说是无风险的。经济回报将取决于企业经营决策的质量。

特别是当效率并非首要考虑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参与一些低收益项目，而这也是为何要密切留意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原因。

尽管如此，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是部分是由战略目标所驱动的，但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其经济意义也极大，大到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什么中国不早点执行。

即便是美国等国也可能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回报。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是十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复苏仍然疲软而短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为全球总需求提供急需的短期刺激。

美国可能会看到自身出口的需求激增，包括汽车、牵引机车、飞机，高端建筑设备以及财务、会计，教育和法律服务。

助突破贸易壁垒

从长远来看，新的基础设施将减少物流瓶颈，降低生产原材料的成本，最终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快的全球增长。

如果各个一带一路项目能遵循较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同时就可以在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等全球挑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越多的国家选择参与这些项目，实现这些标准的机会就越多，全球社会所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在这个某些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都向内转向，大谈树立贸易壁垒和边界围墙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更一些需要专注于建立桥梁和道路的举措，无论是在路桥本身还是其寓意上，而一带一路战略这样的倡议正是如此。

 

魏尚进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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