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东盟

港口深化合作发力
中国东盟海丝路互联紧密

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及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合作,在广西北部湾钦州港合作经营国际货柜码头项目,业务发展蓬勃。

港口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港口在基础设施、通关、港航物流、临港产业园区等领域合作取得可喜进展。

《人民日报》报道,9月初,第二届中马港口联盟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9月13日,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一带一路倡议带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港口,涉及码头和临港产业园区的建设及营运,也有越来越多的东盟企业来到中国,合资建设港口、开辟新航线、建设物流园区,中国与东盟海上互联互通更加紧密。



作为中国与东盟之间海上互联互通的重要合作机制,2013年,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建立。4年来,通过已建的中国—东盟港口物流信息中心一期工程,实现了广西钦州港与互航的东盟港口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开通了5条钦州港至东盟国家主要港口航线,建设了海上搜救分中心、海洋气象监测预警中心、水上训练基地、中国—东盟海事法庭等配套航运服务项目。除此之外,中国—新加坡互联互通“渝桂新”南向通道的建设成为多式联运合作网络的新典范。

报道指出,新加坡太平船务是东南亚最大的货柜班轮公司,在中国拥有24家分公司,业务包括货柜制造、堆场、码头和陆上物流服务等领域。它与泰国港口管理局、马来西亚马六甲皇京港、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台湾万海航运公司等一道,受邀成为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成员。

借新加坡为中转港

太平船务董事总经理张松声告诉《人民日报》,公司近年来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商机,2015年与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合作,在广西北部湾钦州港合作经营国际货柜码头项目,业务蓬勃发展,货量平均保持在30%的年增长幅度。

太平船务还在北部湾先后开通了“北部湾钦州—越南中北部—新加坡—关丹”航线,使北部湾港货物可以借新加坡为中转港,运到全球其他地区,今年吞吐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



张松声:“码头项目合作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新加坡与中国广西在航运、海事工业、港口及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大力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载送货柜的船舶准备停靠在关丹港口。

发挥积极示范效应马中港口联盟成典范

2015年11月,中国交通运输部与马来西亚交通部共同签署《建立港口联盟关系的了解备忘录》,正式组建“中马港口联盟”,创始成员包括10个中方港口和6个大马港口。该了解备忘录是中马两国在港口合作领域签订的首个合作文件,是中马两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

9月初,第二届中马港口联盟会议同意接纳中国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马来西亚甘马挽、沙巴和古晋3个港务局成为新的联盟成员。

马中港口“朋友圈”扩大

据参会的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柳鹏透露,中马两国港口“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加上在中马港口联盟第一届会议上纳入的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目前联盟覆盖12个中方成员和9个马方成员。

“双方港口联系也更加密切。中方成员港口开通到马方港口的航线已超过200条,2016年中国港口与马来西亚巴生港往来的货柜量突破150万标准货柜,比上年增长10.8%。”

自中马港口联盟成立以来,双方成员单位之间互动加强,往来日益频繁,合资合作取得新进展。中方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投资的马方关丹港项目进展顺利,首个15万吨级泊位将于年内建成;马方森那美公司与中方大连港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在中国潍坊港共同开展货柜业务;中方有关港口企业参与的马六甲皇京港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未来将建成深水补给码头和临海工业园。

加强两国港口务实合作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表示,马来西亚政府确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地区经济繁荣和创造经济发展新机遇,而港口联盟这个平台能加强两国港口间的务实合作,连接马中贸易、扩大双边投资。

通过项目合作、人员培训、信息交流、技术支持、提升服务等途径,马中港口间开展广泛合作,打造双方乃至整个东盟地区更广阔的互联互通航运网络,进一步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贸易、投资和物流运输便利化水平。

巴生港是世界第十一大港口。

全球十大最繁忙港口中国独占七席

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货柜吞吐量两项排名的前10名港口中,中国港口均占有7席。中国港口作为交通和物流枢纽,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带动大马港口发展

巴生港是世界第十一大港口,该港港务局主席江作汉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几年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增长,而海上交通是全球贸易增长和改革的支柱。与中国港口合作,带动马来西亚港口全面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巴生港吞吐量增长超过10%。

在总吞吐能力达2.4亿吨、开通内外贸航线44条的广西北部湾港,新加坡港参股了4个10万吨级货柜码头建设,实现了北部湾港货柜作业效率的大幅提升,船舶在港时间从过去的平均超过15小时减少到现在的平均8至9小时。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也参股运营了马来西亚关丹港、汶莱摩拉港。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小溪说,内外联动形成了中国—东盟港口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姚金龙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提升船舶调度效率和物流运输便利,符合中国—东盟港口合作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与东盟在相互通航、港口建设、临港产业、国际贸易、旅游人文等方面合作注入动力。

姚金龙说:“港口合作,除了可以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和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在清关过程中减少非关税壁垒,从长远来看给中国和东盟带来巨大效益。”

江作汉指出,中国和东盟各港口可以通过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搭建中国—东盟港口物流信息服务网络,通过交流信息提高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效率。未来在港口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和东盟可以进一步开展内陆产业、物流枢纽和自由贸易区合作,从而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改弦易辙拥抱一带一路新加坡推“南向通道”

近年来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等议题,和中国关系陷入僵局的新加坡,最近改弦易辙,不但总理李显龙在访美前先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示支持,并提出“南向通道”的新建议。

新加坡“通商中国”主席李奕贤13日表示,新加坡全力支持“渝桂新”国际联运通道建设,打通甘肃、重庆、广西至新加坡的新通道,与中方携手加强各领域友好交流,推动两国合作提高到新水平。

当天,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重要专题论坛——新加坡专题论坛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与会者共同探讨通过互联互通、互信互利的模式谋求发展。

“渝桂新”国际联运通道是连接一带一路的陆海贸易投资新通道。该通道从中国重庆出发,经贵阳、南宁到广西北部湾港,向南经海运至新加坡,向西北连接川渝地区及“渝新欧”通道,全长4080公里。

减物流成本缩短时间

当前,广西已与重庆、贵州、甘肃建立了四省区联席会议制度,并与新加坡签署了两国四方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中新“南向通道”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张晓钦指出,中国―新加坡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成为新亮点,将成为合作网络多式联运的新典范。随着合作网络建设的加快推进,更多的港口和港口城市、航运物流企业等可从中受益。

李奕贤说,一旦北部湾“南向通道”打通并正式启用,往来商家便能大幅度减少物流成本及缩短货运时间,直接连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区域贸易便利化,造福一带一路沿线民众。

新加坡太平洋船务投资63亿广西南宁产业园启动

本月初,作为中新“南向通道”重点项目,由新加坡太平洋船务有限公司投资100亿人民币(约63.4亿令吉)建设的现代物流多功能园区——“新加坡(广西南宁)综合物流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服务将辐射广西毗邻省份和西部地区、新加坡等东盟国家。

9月12日,新加坡-广西交流会在南宁举行,双方共同签署“南向通道”建设合作备忘录,助推中新“南向通道”建设。

新加坡星创投资董事长刘文添在1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东盟企业家合作高端对话会上表示,他所在的商会目前在中国投资很多项目。他期待,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向通道”,通过更为密切的区域合作与中方及各国企业家开拓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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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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