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纪念总碑的建设(上篇)/陆培春

“马来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蒙难总纪念碑”的建设,终于迈开第一步了!

战后70年的2015年8月15日的中午,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广东义山的一角,“马来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的动土礼隆重举行,轰动国内外。由广东义山、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与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组成的纪念碑筹建委员会的代表们排成一行,手拿锄头动土的彩照,点缀了翌日各大报版面,宣告了我国战后史掀开了另一页新章。

我们邻国新加坡,早在约半世纪前的1965年,就建设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高68米,由4支纯白大柱子组成,矗立于市中心战争纪念公园内(莱佛士大酒店旁)的纪念碑设计新颖,极其壮观,想必在残忍凶暴的日军的尖刀下牺牲的同胞们可以安息了吧?最令人感动的是,每年沦陷纪念日的2月15日,不仅罹难者遗属、各民族的宗教组织代表和各国大使参加追悼仪式,且还有身穿校服,绑上领带,面孔严肃的7、8名各民族中小学生排成一列完成献花的任务,使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在我国,这类令人感动的情景或场面,却看不到、听不见。人有我没有,何其寂寞难堪,的确是一件使人深感遗憾的事。我国全国大约有100个纪念碑,但还没有一座属全民的,不分种族、不问宗教的“总碑”。

我很早就在我们二战历史研究会上,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让大家讨论。所幸研究会委员皆知己,主席拿督翁清玉又是老朋友,大家一听便赞同我的建议,马上向拨出土地建设现在的“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的福建会馆询问有可供建新碑的土地否,结果不得要领。无可奈何下,只好向福建义山旁的广东义山探询,对方答曰:“如不嫌弃,南侨机工纪念碑旁一块约1.5英亩的地皮如何?”。

说实话,对方的好意难能可贵,求之不得,但总觉得该处稍嫌偏僻(曾有电视台记者因地点难找而迟到,耽误了采访工作),大家决定再等候另一个选项的出现。我本身却对吉隆坡罕有的高地——八达岭(Petaling,现正在建设118层摩天楼),即精武山情有独钟,该处居高临下,风水特好,吉隆坡全景尽收眼帘,故我建议我会向有关方面接洽,可惜大家反应欠佳,不了了之。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打算接受广东义山的建议时,对方却告知:“义山入口面向大路的一片面积颇大的地皮可供使用”。于是翁清玉主席与陈松青秘书长赶紧一起去视察,两人很满意,委员们也意见一致。又很可惜的是,那时我们正筹备颁发第一届亚洲和平奖而忙得不可开交,土地问题的交涉暂时搁置一边。当和平奖工作告一段落,准备跟对方进一步谈商时,对方却说:“对不起,我们义山议决要在那里建行政大楼,只能另外提供一段,等我们找到再通知”。

后悔丢失宝地

义山属公众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华人组织的代表,意见纷纭而产生对立或无法迅速得到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于是,新地皮的答案花费时日,迟迟未出,我方多次催促不得要领,也后悔当初没抓紧机会,让那块宝地丢失了。

进入2015年初,正当筹备战后70周年的追悼会之际,我们又开始议论筹建新纪念碑的问题。翁主席透露著名墓园公司XX山庄愿意提供一块地皮的好消息,讨论的结果,由于不在市中心,地点偏远,大家议决可作为候补,另方面,则催促广东义山答复。但,出乎预料,义山答复很快。这回,答案是大路旁另一片土地!于是双方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逐步实现。之后,还实地视察了那块地皮。那是迎来战后70周年3个月前的事。这回的决定太顺利了,太美满了,只是我们必须婉拒XX山庄的一番好意。

更令人惊喜的是,财政状况良好的广东义山还答应独力负担所需巨额建设费,我国经济萎靡不振,民不聊生,要筹集一笔巨款来建设纪念碑,谈何容易!如今可节省时间和巨大劳力。何乐而不为?何况我们建议让华社的龙头老大——华总参与其盛,成为筹建一员,义山方面也乐意接受。万事一帆风顺,万岁万岁万万岁也!

  本来,我们也想向新加坡看齐,邀请各民族代表前来讨论建碑课题,但由于某种原因,只好暂由我们内部沟通,结果会更好,更易成功。如一开始就轰轰动动、浩浩荡荡,大事张扬,可能会承受某种压力而告吹,变成画饼充饥。为了实现美梦,十拿九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委曲求全了。这是我国多元民族的复杂社会背景所致,日本人是难于理解的。

老实说,我个人对纪念碑的名称有所不满。在筹委会中,我强烈主张取消“二战”,把“日本占领时期”的关键词放入,把焦点集中于侵略者日本身上,而勿夸大其词,含糊不清,以致淡化了日本的罪责。可惜无法获同意,结果只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蒙难人民纪念总碑”,一个与日本无关痛痒的名称。

建设“和平公园”

有关方面还打算在该处建设一个“和平公园”。建设“公园”,美化环境,不需要申请准证,作为公园设施一部分的纪念碑的建设,更为容易。但,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假如失去鲜明主题,不照出历史真相,作用便不大了。纪念总碑,有其远大志向和高尚精神,不可轻侮,不可夺之,是至为重要的一点。当然,建成后,如何为它画龙点睛,注入“灵魂”,也是一大课题,有待大家努力。

至于纪念碑的高度,亦是一大难题。附近有个小机场(我国第一个国际机场),常有小型飞机等升降,不能对它产生不良影响,故起初打算申请所建高度为55米(182英尺)。倘若当局不批准,要削短,剩下的高度也许还能符合我们原本的要求。之后,在会议中,高度被修改为30.8米,这数字是为了纪念日军那残忍而恐怖的占领时期——“3年零8个月”,也算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高度,大家均无异议。

没有了“日本”国名,冲淡了“抗日”色彩,再把纪念总碑周边加以美化成为一个“和平公园”,将来必定会吸引许多日本人高中生前来参观,政府方面想必也会对这个即将成为一大旅游胜地的建碑计划,给予特别考虑而加以批准吧,我们希望这纪念总碑早日落成揭幕。

总之,建设这一纪念碑,犹如昔日抗日战争般,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如不深思熟虑,从长计议,便会前功尽弃,一无所获,建碑意义便荡然无存,历史真相也不可能复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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