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总想和全世界对着干，又把与中国爆发贸易冲突的可能性提了出来。

8月14日，他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着手调查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的规定，特朗普政府可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且覆盖广泛的进口关税。

这一事态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尽管最新公布的《美国贸易代表就中国遵守WTO规则状况呈交国会的报告》中有足量证据支撑这些指控，但这种惩罚性行动将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严重的后果。无论喜欢与否，这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中，一旦某方改变参与条件，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并以牙还牙，经济体及其领导人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在贸易冲突中应该重点考虑双方的互惠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对美国行为的回应。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商务部对特朗普这一手的正式回应中所秉承的观点。中方表示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坚决维护本国合法权益”。

人们都在关注中国如何化解美国的恫吓，却几乎没有注意到一旦中国报复所带来的潜在后果。而因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会有三个：

等于向美消费者征税

首先，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征收的进口征收关税，将起到等同于向美国消费者加税的作用。由于中国生产者的单位劳动成本还不到美国其他主要外国供应商的1/5，一旦将美国需求从对华贸易中转移出来，进口货物的成本无疑将大幅上涨。

进口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及其潜在溢出效应对基础通胀的影响将令已经遭遇了三十多年实际工资停滞的中产阶级美国工人日子更加艰难。

美国利率恐上涨

其次，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可能导致美国利率上涨。外国人目前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30%左右，而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6月中国持有其中的1.15兆美元（约4.95兆令吉）——占外国持股总额的19%，略高于日本1.09兆美元（约4.69兆令吉）。

在美国施加新关税的情况下，可以预计中国会通过减少国债采购来进行应对，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该国在过去三年以来推行的去美元资产多元化战略。

在美国财政赤字仍然庞大的时代——在特朗普政府减税和支出措施后可能还会膨胀一些——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对国债缺乏需求可能会为美国的借款成本造成上升压力。

美企需外部需求

第三，由于美国国内需求的增长依然疲软，美国企业需要更多地依靠外部需求。

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完全忘记了增长计算的这一组成部分。它不仅威胁要对中国这个美国第三大和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实施制裁——而且还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为美国最大和第二大出口市场）这类北美自贸区合作伙伴。

正如相互依赖的反应性病态所表现的那样，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会默默承受这些手段，而是会反过来削弱美国进入本国市场的渠道，而这可能会严重损害作为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核心承诺的制造业复苏。

最后，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主要是美国国内储蓄率低迷的结果。

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的所谓国民净储蓄率——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的计入折旧后的合共储蓄率——仅为国民收入的1.9%，远低于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6.3%的长期平均水平。

美国一方面缺乏储蓄，另一方面又要实现消费和增长，只得从海外进口过剩储蓄缩小差距，迫使其与中国等国产生巨额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来吸引外资。

特朗普政策恐拖累国储

将中国、各北美自贸协定伙伴，甚至是德国归咎为美国储蓄短缺经济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政治诡计。鼓励一个经济体去挥霍其储蓄以及超前消费的政策使得贸易逆差成为一种宿命——这种可能伴随着不择手段聚敛国外资本的讨价还价一同出现的，看似不公平的贸易操作也是如此。

美国在2016年对全球101个国家拥有贸易赤字——多边外部失衡源自于美国长期的国内储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会来自于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可能导致更大的预算赤字使得国家储蓄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对中国和其他外国资本的需求实际上将会加剧，这种相互依赖陷阱只会越陷越深。

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并非手握王牌。特朗普政府肯定会对中国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有足够的理由去这样做。

但是关于这种压力所导致后果的深刻问题一直都遭到了忽视。而在忽视这些后果的同时对中国来硬的，很可能是个极为愚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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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S·罗奇（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兼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