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东盟

中国一带一路投资
大马泰国风险最低

中国民生证券研究院近日公布的研究显示,2005至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受阻或失败的案例共56起,涉及国家27个,投资金额共计734亿美元。



具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和国家分布相对集中。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2047亿美元,其中东亚地区为732.2亿美元,占比35.77%;西亚地区为891.2亿美元,占比43.54%,在四大区域(中东北非、东亚、中东欧、西亚)中比重较大。

投资金额最高的五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按照投资风险来说,马来西亚和泰国是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区域。

研究显示,总体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呈现出直接投资波动上升、工程承包增速较快、贸易占比不断提升的特征。

直接投资方面,2005至2016年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稳步增长,从2005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05.9亿美元。

建造合同方面,2016年中国对外建造合同总额764.6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合同总额474.9亿美元,占比62.11%,较2013年建造合同规模的占比提高了8.4%。



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量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趋势相同,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其所占比重已由2005年的17.69%,增加至2016年的25.71%。

进出口贸易则集中在东亚区域,2016年对越南、印度、新加坡的出口金额位列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金额的前三名,比重合计29%,来源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进口金额最大,所占比重分别为13%、11%和10%,排名前10的国家所占进口比重达到74%。

根据AEI的数据,2005至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受阻或失败的案例共202个,合计金额3211.4亿美元。其中,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共56起,涉及国家27个,投资金额共计734亿美元,占全部失败案例投资金额的23%。

伊朗失败项目金额高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失败案例主要发生在政局动荡较为突出的国家,按失败项目数排名,依次为菲律宾、伊朗、印尼、缅甸、叙利亚,失败项目金额较高的依次为伊朗、菲律宾、缅甸、叙利亚、俄罗斯。

其中,伊朗由于石油资源丰富,大国强权使其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发生在该国的投资失败4起,案例金额高达252亿美元,且均属于能源行业。俄罗斯虽然政治安全总体良好,但是同中国进行的合作同样多为能源领域,因此投资风险稍大。

从行业上看,投资失败案例的分布相对集中。能源行业失败案例29起,金额数达到492.9亿美元,金属行业失败案例8起,金额合计82.2美元,两行业案例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78.4%和66.1%。

研究计算了2015年末“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风险情况作为范例以供参考,其中因为政治风险涉及的评价较为主观,建议企业可以采用具有一定实力的国际组织、机构的现有数据予以验证。

根据计算结果,泰国和马来西亚风险较低,具备较好的投资环境,俄罗斯、哈萨克、印尼风险适中,埃及存在高风险。

除了关注总得分,各分项指标同样重要,比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虽然都是风险较低,但是泰国主要是由于其经济环境较好,而马来西亚则以其政治安全为主要投资优势。

基建领域渐活跃
中国加大东南亚投资

彭博社报道,来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向该地区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潜在的福音,因为如果要发挥经济潜能,它们需要大举升级公路、铁路和港口设施。不过目前中国政府正加强对对外投资的审查。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需要高达26万亿美元的投资,兴建从交通网络到清洁饮水等方方面面。

这就是中国的用武之地。2015年东盟国家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之中,来自中国的仍然只有相对较低的6.8%,但据澳纽银行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黄伟文(译音)表示,中资公司在该地区重大基建项目中正占据更大的比重。

据澳纽银行数据,在去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之中,中国占了泰国流入的14%,越南和印尼的8%,马来西亚的6%, 占菲律宾只区区0.14%。

东盟投资潜力巨大

澳纽银行指出,就行业而言,大部分的中国投资进入了能源、交通运输和房地产行业。从2005年至2017年上半年,这三个行业占据了中国向东盟累计投资和建设合同的78%。

对于中国来说,机遇很大。东盟10国部分成员的经济增速在全球名列前茅,例如菲律宾和越南,增速超过6%。东盟总人口超过6.2亿,经济规模2.6兆美元,投资潜力巨大。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20年该地区将名列全球第五经济体。

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加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可能获得中国投资的项目,包括从中国南部开始、通过老挝、连接泰国东部沿海工业区的高速铁路,以及在寮国、印尼和泰国的铁路项目。

不过,投资也不是没有风险。黄伟文在报告中提及:“东盟国家势将受益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增加,但是鉴于东盟已经经由贸易和旅游而高度依赖中国,进一步的投资流入恐怕进一步加大过于集中的风险。”

成柬埔寨寮国第一外资

中国对东盟投资反超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5月底,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已超过1830亿美元,其中东盟对华累计投资达1080亿美元。

2017年1月至5月,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956.6亿美元,大幅增长16.2%。截至今年5月,中国和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已超过1830亿美元。这意味着,虽然此前东盟对华投资存量大,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已经反超,是东盟对华投资的三倍。

专家认为,中国扩大对东盟出口的潜能比较大,在高端制造、消费品等领域具有优势。另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空间非常大,国企打了前站,未来民企的参与程度会更高。

“数字说明东盟对我们的投资比我们对它的多,但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在快速增长。”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去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超过90亿美元,而东盟对中国的投资是3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在柬埔寨、寮国等国,中国已成为其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他说:“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企业累计在东盟国家签订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合同额达到2962.7亿美元,累计完成合同额2040亿美元。目前,还有一大批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电力、桥梁等项目在实施。”

东南亚基建需求殷切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表示,从国际形势看,东盟国家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A),本想与美国有更多贸易往来,但是美国退出TPPA,东盟一些国家想通过多边贸易协定打入美国市场的想法落空,更加重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

中国正在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升级版,希望在更高层次达成新的区域合作协定,合作意愿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反超是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赵萍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投向东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重大项目落地,例如马来西亚、印尼的港口、高铁等基础设施落地,这些项目单项投资规模就特别大,远远超过一般投资建厂的规模。

融资机构多元化

另外,投资项目的不仅是大企业,背后的融资机构也更加多元化,例如丝路基金投资、亚行等国际组织的联合融资,这样的投资规模导致中国对东盟对外投资规模反超。

除此之外,中国对东盟投资加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的表现。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霍建国告诉《中国经营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互补型比较强,东盟的投资增加比较快,因为中国一些产业有转向东盟的迹象。

“东盟各国的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趋势,一些国家的GDP增速在4%、5%左右,这是一个需求上升的表现。中国可以改变过去对东盟出口土特产、轻工纺织品的状况,扩大机械设备等产品出口,这是提高制造业扩大出口的良好渠道。”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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