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再临大马，80岁的老人家依然硬朗，谈笑风生，抗战名将之后，虽与父亲“背道而驰”，不上战场而走向文坛，却继承了父亲为理想和选择，坚持到底，义无反顾的韧性，为创办杂志社，还曾学人放高利贷，虽然“被倒掉了”，回首曾经自己也失笑，但……无悔。

敢敢这么形容，上半辈子专情投入文学创作的白先勇，下半辈子有“双爱”——昆曲艺术和《红楼梦》。

在文坛已是殿堂级，受人景仰的前辈作家，退休后仍不言倦更不言累，不遗余力地东西方跑透透，将昆曲表演艺术搬上世界舞台，将《牡丹亭》呈现在文化优越感强烈的西方人眼前，赢得真心的赞美和掌声。

对于《红楼梦》这部“复杂性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文学巨作，更是爱不释手，询及本身景仰的作家，毫不犹豫就说“曹雪芹”三个字。(弱弱地说，记者其实是想“套”出大师欣赏哪位新生代作家，间接肯定这一代的文坛新星，绝对别有居心)

最景仰的作家

“《红楼梦》这本书太了不起了，曹雪芹在18世纪，比西方小说出现得都很早的时候，就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真的是很令人骄傲的事。其实在那个时候，中华民族就有了非常杰出的经典文学巨作，小说的各种技，在红楼梦里已非常成熟、前进、前卫了，所以我对他非常景仰。”

当许多人对中华文化失去信心，甚至政治操弄“去中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撕裂，白先勇坚持推广古典文化，近年活跃于《红楼梦》导读及昆曲艺术复兴推广，制作《牡丹亭》戏曲巡回两岸、美国及欧洲，获广大回响，从“现代文学传灯人”成为“传统戏曲传教士”。

因为昆曲艺术和《红楼梦》，也让他坚定“东方有自己的杰出文化和精髓，为何要自卑”的文化自信，甚至敢言“《红楼梦》是超越西方文学创作的‘天下第一书’”。

“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太多，吃太多败仗，被打得灰头土脸爬不起来，一直没有建设文化的安定环境，但再看看经过百年忧患苦难的中国，经历那么大的灾难和危机，从清朝末年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略，始终没有投降没有亡国，其他的古印度亡掉了，许多国家被征服了，马来西亚也被殖民过，法国更是几度亡国，但国可以亡，文化优势不能低，既然法国人的文化自信那么得了，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为什么要觉得自己的文化或者事事不如人？这是没有道理、毫无道理的事。

“所以我说昆曲艺术和《红楼梦》，因为这是可以跟世界的戏剧、文学平起平坐的顶尖文化，有这样的成就，不必要自卑和否定。”

文化信心差异

在他看来，21世纪是最好的契机，至少能有一段承平时代的日子，有了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一步将是文化建设、文艺复兴的“美好时代”。

“欧洲的文艺复兴，灵感泉源其实是来自古希腊文化，我们有过去几千年积累的辉煌文化，我指的是全世界中华文化辉煌的传统，怎么可能不回头去看，不从中寻找灵感和教训，寻找文化建设的种种？一定会有的，只是19、20世纪我们被外来的文化和国家，冲昏了头，把自信统统冲掉了！西方文化了不得，我们要欣赏和佩服，但不见得要失去自己的信心。”

这一点正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信心最大差异。《牡丹亭》在欧美巡演，获得由衷的赞赏与认可，白先勇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昆曲艺术的美如何倾倒、佩服、感动了文化优越感强烈的西方观众，尤其看过无数好剧的英国人。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对于真正好的异国文化艺术，会肃然起敬，却不因此而自卑。”

话回《红楼梦》，老人家精神抖擞：“这本已翻译为多国语文的文学作品，马来西亚也有马来文翻译版的话，那我们的经典、哲学、文学、戏曲，更应该到世界各地去了。”

喜欢看人家打打打

白先勇创作涵盖小说、散文、戏剧及舞台演出，但数十年的创作生涯里，仅有一部耗时1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孽子》，之后再无新作，着实令人纳闷。当面询问，他的回答却令人失笑。

“那是爬山爬了一半，再往上爬就很吃力，所以第二本著作在脑袋里转了很久，还在转，题材是有，而且不止一部，很多都想写，但一直没空。”

其实，白先勇这些年忙着了却“三桩心事”，先是昆曲艺术的复兴，中西多国巡回演出《牡丹亭》已耗去大部分时间，其次是父亲白崇禧的传记《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及《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前后也花了20年才完成出版，接着则投入《红楼梦》导读的推广课程。

“终于，这几件大心事都完成了，现在我有空了，哈！”

言下之意……？（留给读者自行猜测）

武侠小说迷

白先勇的创作时代，也是武侠小说创作巅峰的年代，坦言本身很爱看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迷，从小就看《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金庸武侠小说系列以及其他武侠小说家的作品，偏偏不曾尝试投入其中。

老人家继续发挥幽默本色：“喜欢看人家打打打，但自己没本事写，武功还不够精明，拳打脚踢不到家！”

“告白”生命中重要的三个人

文学给予白先勇名气和地位，但在这条带着寂寞且坎坷的路上，他最珍惜的是有缘相识，并且风雨同行一甲子的知交好友；最感念的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他有着不同影响和意义的三个人——夏济安、陈映真和隐地。

“文学让我结交到了这一生中的几位知交知己，若非文学，我是交不到这些因缘聚会、心灵沟通的朋友，因为大家对文学都有相同的看法，等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有相同的看法，这是我在文学路上最珍贵的获得。”

白先勇逐一“告白”生命中重要的三个人。

夏济安是他笃定实现“作家梦”的启蒙老师，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是投给前者所编的《文学杂志》，当时夏济安寥寥数语的鼓励和指导，从此铭记不忘：“老师说我的文字很老练，这对初尝创作的我是莫大的鼓励和信心。”

白先勇坦言，当时夏济安也提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作者，作品皆倾向“sentimental”——滥情、情绪化（婉转说法是“浪漫、罗曼蒂克”），提醒他文字运用要冷静，可以冲淡滥情的风情。

曾获《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已故左翼作家陈映真是白先勇的同辈，但两人并无多大交情，因文学而识的君子之交。两人看待人生和思想上虽是各走各路，但却对文学共持“严肃而尊敬的态度，也是1960年代作家们共有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是‘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他小说写得好，在台湾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一个。”

倾尽所有的坚持

至于让白先勇“很放心、很认真、很爱书”的出版人隐地，则有一段创办出版社的惺惺相惜之情，而后还牵引出“文人放高利贷”的故事，隐地曾说过白先勇是出版社的筹资来源，他则欣赏隐地为文学出版倾尽一切所有的坚持，即使30、40年后的今天，依然坚守原则不媚俗，成为台湾出版最多诗集，却也是最亏本的出版社，台湾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在他的“尔雅”出版。

文人放高利贷

文人放高利贷？完全是超脱人们的想象，八竿子打不着岸的两回事。但是白先勇打破了这个界限，颠覆了社会赋予文人的道德框架。

文学的路，从来不易，梦想终究要和现实挣扎，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文学很可贵，办文学很昂贵。

当年白先勇为创办现代文学，筹资了10万台币，但仍不足以支撑出版社的运作。回首此事，不禁大笑坦承：“那时被逼得没办法了，太穷了，发不出稿费，什么也没有，10万块不上不下的，怎么办法？”

当时台湾有一种“三分息”的高利贷，于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办杂志的“非一般文人”，就学起了黑道放高利贷以补充资金，即使什么都不懂，仍胆粗粗地将“第一次”献给一家钢铁厂，结果工厂倒闭，白先勇挤在讨债人群里头，被对方虚应了事，什么也没追回来。

第一次就被倒掉

“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当时就想着要办杂志，为了办杂志，什么都不懂，却又什么事情都做，结果第一次就被倒掉了！”全场哄堂。

云淡风轻地笑谈昔日艰辛，虽然有别于文弱书生给人奉公守法、遵循道德、不向现实屈服“高风亮节”的认知，反映的却是对文学坚持到底的韧性，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令人动容。

【人物简介】

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台大外文系毕业，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北伐抗战名将白崇禧之子，兼具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戏剧家于一身，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暮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舞台剧剧本《游园惊梦》，电影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最后的贵族》等等。两岸均已出版《白先勇作品集》，并且不断有学者投入，形成白先勇文学经典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