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政局稳定 政策连贯
“政府连任利推一带一路”

(吉隆坡13日讯)专家学者认为,大马政局稳定,政策保持连续性,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更顺利推行,若政府能够连任,在打交道及政策沟通就会更方便。

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教授翟坤指出,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需预防政治风险,中国在其他国家推动此倡议时,政府一旦换届就面对问题。



他说,北大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五通指数调查,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东南亚国家中,大马处于顺畅性例子,整体而言进展不错。

“再往下层面走可能会有问题,两国签了一些协议,如果政局稳定就没问题,中国方面是很积极,若大马协调顺畅就会继续往前走。

他说,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政局较不稳定时候与中国签了数项协议,现在政局相对稳定应该更容易推动。

“除了预防政治风险,其他首要风险包括执行风险、企业之间涉及法律、财务、税务保护等问题。”

他今日与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接受媒体联访时,这么说。



询及是否意味着来临大选不换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会较容易执行及推动时,他强调,并非换不换政府的问题,而是若政策有连续性,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推进一带一路会更稳定。

合作阻力来自大企业

张宇燕认为,大马人民对中国来马投资出现反对声音是自然现象,往往这些阻力都是来自利益会受损的大企业。

“有反对的声音并不奇怪,任何政策肯定有支持、反对甚至怀疑,这是自然现象。

“我们此趟来马的目的之一是解惑,可能有些人不理解,担心自身利益问题受损,或者不知道中国做什么而产生误解,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

他说,合作阻力通常来自投资接受国,并向记者叙述了一个例子。

“去年我去了某个国家,该国电费是中国的三倍,收入却是中国三分一,中国在发电厂方面很在行,也有这方面技术,但是我们想要进入该国却很困难,因为当地的电供是被几个重要家族控制,若中国进军该国,就会拉低电费价格,该家族集团盈利就会受影响。

“有投资进来对大众都有好处,对少数大集团可能没有好处,阻力往往来自这里。”

翟坤认为,中资对大马有感恩回报意味在里面。

针对习近平何时访马,翟坤指出,9月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汶莱苏丹将会出席,随后就是10月国庆,之后就会举行“十九大”。

“估计应该今年尾或明年初,与其让他赶在‘十八大’的尾巴来,不如让他‘十九大’之后来,新局面,新起点,如果大马是第一站,就拿到一个好彩头。”

中国银行更“关心”王健林

张宇燕认为,中国首富王健林是否会投资大马城项目,真正关心的可能是中国当地银行。

他说,尽管中国当地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但是也是上市公司,需要向股东交代。

“王健林的资金来自银行,若投资有问题也会影响银行,方方面面会对这项投资做出理性的评估。”

他是受询及中国政府是否会批准王健林来马投资一事,如是回应。

他强调,政府关心的是整个宏观经济可持续性和发展,如果这项投资破坏规定或政策,政府肯定会阻止。

今年五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访华时指出,创立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很有意愿参与大马城项目,双方将展开进一步讨论。不过,随后有消息指由于中国政府反对,相关谈判已经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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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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