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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打破传统经商 又怕监管不周
共享经济美丽与哀愁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打破了许多经营生意的传统手法,且这股势力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壮大。



其迅速的发展,立即引来正反两面看法:一边是鼎力支持;另一边则是尖锐批评。

对我国来说,共享经济的发展阶段仍处于婴儿期,因为无论是服务提供者的福利,抑或是消费者的保障,在法制上都还未得到全面的照顾。

而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电子召车服务事故,更突显我国在发展共享经济的准备功夫不够迅速,也不够周到。

不过,过多的管制也会导致借助网络平台为主力的共享经济,失去原有的光芒与优势。

究竟该如何拿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平衡?对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善用闲置资产 提升经济效益共享经济创新价值

以往,要找交通工具代步,大家会想到召德士;如今,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电子召车服务——优步( Uber )及Grab Car。

但随着电子召车服务越来越普遍,问题也逐渐冒出来了。

除了最普遍的乘客自身安全问题不说,这些服务提供者(司机)的福利有没有得到法律监管和保障?发生交通意外时,又该如何通过保险处理?

种种问题都有待政府拟定更清晰的政策,在不损害共享经济发展之际得到解决。

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近期已在拟定关于电子召车服务的法令,正等待提呈国会,届时才会有更清晰的结果。

什么是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是一个可以减少“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或资源”的系统,并将其转为金钱收入,一般上涵盖三个主要特性。

共享经济3特性

1共享经济基本上是由数字平台所主导,以找到相应的产品供应与需求

2相比转让拥有权,共享经济推广的是使用的权利

3共享经济可为家庭和商业,兑现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或资源

一般来说,共享经济涉及范围甚广,横跨交通(共乘)、空间(住宿)、产品,以及无形领域(技术、时间)。

回顾2015年,当时全球17家共享经济公司的市值,就已经超越10亿美元(约42.6亿令吉)。这是十分出色的表现,因为大部分公司是在全球金融风暴时才成立的。

如今,全球共享经济的营业额,预计会从2015年的150亿美元(约639亿令吉),飙涨至2025年的3350亿美元(约1.4兆令吉)。

如果驾驭得当,科技的使用将更好地释放闲置资产的价值,改善经济效率,并为更多家庭提供额外收入。

灵活办公 创新生意

科技大大地降低了交通成本,也让共享资产一事变得更容易、更便宜、规模更大。

这不仅催生出新的工作机会,亦创造出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方法,和更创新经营生意的模式。

对家庭主妇来说,共享经济的工作十分有吸引力,因门槛较低,且工作时间灵活,能让他们在履行本身的任务之际,还能有一份差事在手。

这种灵活的办公方式,也很适合拥有可以兑现资源的学生、专业人士或乐龄人士。

赚取额外收入

例如乐龄人士可利用产业资产来赚取额外的收入。爱彼迎(Airbnb)透露,该公司增长最快速的屋主年龄层,就是乐龄人士,旗下有10%的屋主岁数超过60岁。

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可在艰难时期,为我们提供关键的支持。

不仅如此,共享经济还能释放闲置资产的价值,进而提升经济效率。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产,其中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私人轿车。

根据预测,一辆轿车平均有95%的时间,都处于停泊状态。通过与目前公共交通系统的整合,提升这些私人轿车的使用率,可减轻家庭在交通相关的开销。

相同的概念也可进一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如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间、时间或技能。

在共享经济蓬勃发展下,另一个正面的溢出效应,是更高的竞争力。

共享经济企业所带来的竞争,已促使许多现有业者重新审视目前的业务模式,并开拓更多为客户带来价值的方式。

从客户角度来看,也能从更多选择及更便宜的价格中受惠。举例,爱彼迎的房价比全世界的酒店房间价格要便宜30%至60%。

领域之间的竞争,也能让业者想办法交出更有素质的服务,同时学会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

国行:新增长领域省成本料为我国捎巨大贡献

国家银行对《南洋商报》表示,共享经济在我国属于新的增长领域,且有潜能为我国捎来巨大的贡献。

国行发言人通过电邮回复:“我们可以在交通和住宿方面,看见相关的市场兴趣。”

以我国来说,除了优步、Grab和爱彼迎,其他崭露头角的共享经济行业,还包括跑腿服务GoGet,以及MyLorry物流服务。

国行说,政府意识到共享经济的益处之际,也为受到新科技和新营运模式冲击的领域,提供清晰的行业展望铺陈。

其中一个例子,是有待国会批准的“德士业转型计划”(TITP)。

这建议是修改2010年陸路公共交通法令(APAD),以开始管制共乘营运商。

除了耳熟能详的共享交通,共享经济也能套用在保健与制造领域。

国行相信,这能为我国的医院和中小企业,通过共享未被充分利用的医疗设备和机械,省下大笔成本。

政策立场须清晰连贯

国行对《南洋商报》指出,若要共享经济在我国蓬勃发展,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得有个清晰且连贯的政策立场。

无论是交通还是房屋共享,其实,各行各业都显示出正面迹象,这可鼓励投资者及大众参与其中。

提升公共领域营运效率

至于范围广泛的问题,政府就必须采纳一个综合、全面的方法,解决各种不同的担忧。

政府也可趁着这个机会,接触共享经济的业者,进一步提升公共领域的营运效率,如跑腿服务或收集调查等。

此外,政府也能探索其他更有效利用闲置资产的方法,如在英国及韩国未被充分利用的会议室、车队等。

虽然决策者对共享经济的看法依旧好坏参半,但共享经济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能逐步被接受的趋势。

在风险得到管理之际,共享经济的收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化,而在两者取得平衡之前,都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在共享经济热潮席卷全球之际,我国无法、也不应该规避;相反地,我国应该在这股新趋势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优势。

做好风险管理

虽然种种益处均“指向”我国应该拥抱共享经济,然而,共享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必须留意的。

●法律身分的纠纷

第一个风险是参与这个平台的服务供应者,在法律身分上的纠纷。目前,大部分共享经济业者都是供需配对的平台,而这类服务供应者,是被列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

一些平台甚至利用这个“漏洞”,逃避给予法定福利,如有薪病假、退休金等,但却要求供应商做比一般员工更多的工作。这些问题也导致欧美出现几宗不同的诉讼案。

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新的类别——独立工作者。这样一来,服务供应者就有权利享有部分的法定福利,但依然不是所有福利。

●消费者与服务供应者的福利

另一个风险,是关于消费者与服务供应者的福利。

消费者必须对在这些平台所购买的产品与服务有一定的信心。同样地,提供商也必须确保任何贡献的资产,不会遭到不当处理,且得到对方付款的同意。

此外,在现实无法达致预期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成熟的程序,作出合理的仲裁与补偿。及时为业者的“声誉评级”打分,将有助于减少资讯不对称的情况。

然而,使用者也必须时时警惕,因为他们仍然有暴露在风险中的可能。

●税收规模或萎缩

假设共享经济的参与者避免支付合理的税务,就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税务规模萎缩。

而比起传统业者,共享经济参与者料因此而获得“不公平优势”。

根据国行所发布的季刊,一开始,国家就应该为非正式员工设下税收门槛,接着再提升共享经济参与者对自身纳税义务的意识。

针对缴税的问题,宏愿理财机构税务与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源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表示,不一定要有明文规定共享经济参与者必须缴税,因为缴税是一种义务。

“缴税是国人最基本的义务,只要有收入的人,都必须报税,超过特定门槛的人,就必须缴税。”

环顾国外,美国和澳洲的税务当局就率先推出专属网站,与业者接触。

有趣的是,目前也已经有共享经济平台协助政府征收税务。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与爱彼迎(Airbnb)之间就有协议,爱彼迎将自动向住户收取住宿税(occupancy tax),并交给税务当局。

需全面方案解决风险

所谓“一体两面”,一个物体一般都会有正反两面,随着观看角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态,共享经济亦是如此。

也是首相署利商特工队资深委员的蔡兆源坦言看过几份建议书,但都是对共享经济课题发表不同的意见。

“有者认为应该要管制,有者则认为应该要由消费者承担风险。”

他举例,酒店业者认为政府应该管制爱彼迎,但也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去管。

“从酒店业者的角度出发,他们花了很多钱去符合条例与要求,但反观爱彼迎及民宿,却无需花这大笔费用。”

也有人认为,既然管制了爱彼迎,也必须指定一套方法管制民宿业者,加上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处于模糊界限。

“决策者要懂得如何平衡共享经济的好处与坏处。针对政府应该管制吗?我的看法是见仁见智,因为这是个没有结论的问题。”

74%大马人愿共享

以基础设备而言,国行认为,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促进共享经济的增长。

首先,我国的智能手机拥有率高,占全国人口的139%,且宽频的覆盖率也正在提升。

根据尼尔森(Nielsen)的调查报告,有74%的大马人愿意共享产品和服务;而全球的比率仅有66%。

然而,国行也点出,随着共享经济发展,国人也必须加倍留意当中的风险。

至于要解决风险及阻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独家报道:刘颖欣

独家报道:刘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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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估值曾达2千亿  WeWork为何没落?

综合整理|郑美励 

全世界最大的共享办公室业者WeWork在8月初发布了破产预警,这个共享经济的明星为何会走向没落?

在风光时期,Wework估值一度达到470亿美元(约2187亿令吉),今年8月初却发出破产预警,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揭露,由于深陷亏损且经营活动现金流为负,持续经营能力成疑,可能考虑寻求策略性选项,包括根据美国破产法寻求救济。

WeWork 2010年在纽约诞生,当时正值Uber、Airbnb等带起共享经济风潮的时候,联合创办人亚当纽曼(Adam Neumann)捉住机遇再加上其个人魅力和三寸不烂之舌,WeWork迅速崛起且募得大量资金,短短几年就成为全球前10大新创独角兽。

出租空间赚钱

WeWork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承租大面积的办公大楼,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小空间,借由新颖的装潢与弹性的租期,吸引租客,此模式的专业术语为“共享办公室”,说穿了其实就是办公室的二房东咯!

Wework原定2019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但公开说明书与财务细节公布后,遭外界批评过度支出与承受风险,上市计划被喊停,经营风格和诚信道德有问题的亚当纽曼被解职(带着巨资全身而退),公司请了职业经理人来设法扭转困局。

2021年10月,WeWork透过与一家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合并方式上市,但此时估值已大幅缩水,股价也江河日下,而公司收入和业绩虽然有改善但至今尚未转亏为盈,其股价在今年3月中已跌破每股1美元,8月9日其股价暴跌38.5%至0.1289美(约0.59仙)元,从共享经济的明星到如今已濒临破产边缘。

无视代价扩张

Wework从神坛跌下,疫情被归咎为重要原因,但不计代价迅速扩张遇上坏时机或许才是核心原因。

WeWork的核心业务是租金套利,该公司在世界各地黄金地段抢购了长期租约,再以短期租金转租给寻求灵活性和时髦的企业和个人来赚钱。如果WeWork能够稳扎稳打发展,专注于盈利,一切都可能会如愿以偿。

但这种稳健的营运模式与亚当纽曼的愿景(以及支持他的风险投资的目标)背道而驰,无视一切代价地快速扩张才是他们的想法。

WeWork以科技公司自居并进行激进的全球扩张,为租赁过度付费并押注利润会随之而来。在一个规模经济很重要的行业,这种快速扩张占领市场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分租并非这样一个行业。

更重要的是,虽然WeWork自诩为一家灵活、可适应、轻资产的科技公司,但现实是它在做着巨大的长期承诺:即使如今精简了业务,它仍然有133亿美元(约619亿令吉)的长期租约义务,问题是WeWork的客户大多是短期合同,随时都可以退租。

继续花钱吸引新客

因此,当疫情期使办公空间需求崩盘时,对业务造成重大打击。即使随着需求的回升,WeWork仍然不知道大多数客户会待多久。它必须继续努力防止客户流失,并必须继续花钱吸引新客户来抵消这种流失。

“归根结底,WeWork的问题在于它试图像一家科技初创公司一样行事,而它本质上是一家地产公司,”Tech London Advocates 和 Global Tech Advocates 创始人罗斯绍尔说。

美国融资不再便宜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全球房地产金融Chao-Hon Chen研究所所长萨姆查丹表示:“WeWork的挑战是其早期和非常激进的扩张的遗留问题……而这些扩张的成本(由公司承担)仍在继续,根据许多指标,公司收入和业绩正在改善,但不够快。”

更重要的是:融资不再便宜。当借钱很便宜时,增长是一切,可是低利率推动的科技公司融资热潮已经结束。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了对抗通膨的“暴力升息”政策的后遗症已逐渐显现。

过去15年,美国企业皆能以约5%上下的利率获得债务融资,现在借贷成本却高达10%以上,对财务是极大负责,许多美国企业也撑不住。

破产的潜在影响

WeWork的前景如何暂时不得而知,该公司表示,它将在未来12个月内专注于降低租金成本、谈判更有利的租约、增加收入和筹集资金。但它还能有多少次机会?

该公司是该行业的最大租户之一,拉抬全球办公室租金的火车头,其命运将会对商用不动产市场产生影响。

如果它关闭大量门店,将会释出巨额的空间,这会令全球多地需还贷款的商用地产房东压力山大。不过,WeWork可能翻船并不代表共享办公室这个业务模式完蛋。WeWork及其竞争对手都认为对房地产需求的不确定性应该会导致对灵活办公空间的需求增加,而不是减少。拥有Regus和Spaces品牌的IWG在报告称,今年上半年利润增长了48%,并表示对未来“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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