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罗里的叙说者岔开一笔，引述一本“法文版的原书”，也替他的叙事增添了“文本互涉性 ”，让他的文本跟书中的文本对话，而那本“法文版的原书”则成为他的互文。

话说在汤玛士·马罗里（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里头，英格兰王伍瑟·潘龙（Uther Pendragon）死后，群雄并起，人人野心勃勃，英格兰遂进入多事之秋。于是“道高有德”的国师墨林（Merlin）出马，让坎特贝里总主教请各路人马、贩夫走卒在圣诞节一块到伦敦某大教堂望弥撒。

是否为圣保禄大教堂

写到这里，马罗里的叙说者岔开叙事，插入一句：这座“伦敦大教堂”，究竟“是否为圣保禄大教堂，法文版的原书可没有记载”。这句话颇耐人寻味，究竟是叙说者“旁白”，还是他的“内心独白”？更耐人寻味的是那本“法文版的原书”究竟是什么书？ 

在马罗里的时代（15世纪上半叶）之前，法国游吟诗人“特洛瓦之柯瑞廷” （Chrétien de Troyes） 的亚瑟王传奇早在12世纪末就已风行欧洲。骑士蓝斯洛、王后桂妮薇、骑士乙温、骑士帕斯华、圣杯等故事都是骑士文学的“法国本事”重要内容。差不多同一个时候，长居英格兰的“法兰西之玛丽”的作品中也不乏骑士的故事。可见亚瑟王传说在那300年间已是欧洲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自成一个文学传统。马罗里借这个法国传统来表示自己的故事其来有自，同时也诚如《亚瑟王之死》的台湾中译者苏其康所说，“增添自己故事的权威性”。

增添“文本互涉性 ”

马罗里的叙说者岔开一笔，引述一本“法文版的原书”，也替他的叙事增添了“文本互涉性 ”，让他的文本跟书中的文本对话，而那本“法文版的原书”则成为他的互文。〈圣爵的故事〉更是如此，副题干脆直接说明：“从法文本摘取而来，此文本记录了人世间最真实最神圣的故事。”喜欢亚瑟王传奇的读者都知道，柯瑞廷的最后一篇传奇故事就叫〈圣爵的故事〉。马罗里说他的故事“从法文本摘取而来”，是说翻译自柯瑞廷的〈圣爵的故事〉的意思吗？显然不是的。

事实上，这种文本互涉性，也见诸柯瑞廷的作品。例如在〈骑士克里杰〉 （“Cligès”） 开头叙说者说道：“我要讲给各位看倌听的故事，来自我们在波维耶（Beauvais）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图书室看到的一本书”。值得注意的是，叙说者“我”既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同时也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我们”乃“我”和“他”的合体。而“他”，就是“写〈艾瑞克与艾妮〉（“Erec and Enide”）的那个人”——那个人的名字是“特洛瓦之柯瑞思廷”。

换句话说，“我”是在转述“特洛瓦之柯瑞思廷”所讲的故事；“特洛瓦之柯瑞思廷”则是特洛瓦之柯瑞廷的替身。而〈骑士克里杰〉的叙说者指出他说明〈骑士克里杰〉的故事另有出处，则旨在证明故事不是他瞎掰的，而且“这样会更容易令人采信”。

马罗里的叙说者引述的法文版原书，柯瑞廷的叙说者在圣伯多禄大教堂图书室看的书，究竟是否真有其书，大概也已不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