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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应注重全面发展

提起“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有人会认为“工业时代”在20世纪初、中期即结束,也有人认为“工业时代”在20世纪末被“资讯化时代”所取代,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观点,一般都认为新科技,尤其是现在的数字科技革命的发展,正在推动着时间之轮前进。

但是,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较难预见未来的发展。



不过能确定的是,未来的世界,将受到数字化和城镇化两大关键趋势的重大影响,而两者也是息息相关的。

若我们翻看历史,在19世纪初欧洲的工业革命火红之时,全世界仍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世界延续着几千年以来的状况,即主要依赖这农村和农业。

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涌入工厂,城镇化进程也随着加快。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处于另一个充满着变化的时代,而城镇化正在加速中。

在1950年,全球25亿人口当中,有约有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而今天全球75亿人口当中,有一半以上的居住在城市。



到了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90亿,估计有三分之二人口将生活在城市。

经济增长引擎

基于城市地区提供了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机会,且拥有较强、密集的专业和社交网络,造成了年轻人、商业涌向城市,因此如果说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不为过。

到2050年,约有6亿人将生活在世界上25个最大的城市,其中没有一个在欧盟。

大多数在亚洲,其次是非洲,包括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阿富汗的喀布尔、苏丹的喀土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

有人认为,到了2100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也表示非洲的发展和城镇化的速度是不可小窥的。

至于中国,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年末中国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

《新华网》的报导显示,到了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将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至于马来西亚,首相署表现管理和履行单位(Pemandu)的数据显示,到了2030年半数的马来西亚人口将会居住在大吉隆坡地区里。

在面对着城镇化在全球加速的情况之下,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城镇化率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在产业支撑乏力的情况下,过度追求城镇化率可说是具备着高风险。

以巴西的例子而言,2015年的数据显示85.7%的巴西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巴西人口虽然高度城市化,却缺乏城市就业的支撑。

过快衍生问题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自2012年以来,就提到了城镇化发展过快会衍生各种问题。

陈功曾指出,这些社会问题,往往随着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即浮现,例如土地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会加剧、产业形态发生改变、生活成本急涨、市与乡村的有机关系可能被切断、城市二代人口融入社会困难等等。

高密度人口、无法负担的房屋、治安恶化、环境破坏、不足的基础建设、交通拥堵等,对于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而言,也不是陌生的情况。

这些国家在城镇发展中也多面对着地理空间、行政管理、资源利用等多方面不均衡的问题。

由此可见,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是单纯地把人搬到城市里,而应该是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福利提升、个人财富增加、保障改善等同时改进的系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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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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