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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龙遇上象/谢祥锦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乃至于世界两个份量相当重的经济体,而这两个比邻相近的国家,曾经有过战争,也有过友好的关系,不过目前两国在经济、地缘政治的竞争,全球所瞩目。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即把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定位为“两大文明的冲突”。



他认为,对于印度就要赶上和超过中国的观点,存在一些强有力的限定条件。

首先,中国实际经济规模已经是印度的5倍。这意味着即便印度目前的增速比中国略高一些,中印两个经济体规模上的差距仍在增大,而不是在缩小。

其次,尽管人口因素有利于印度,在其他重要方面,中国则更有利一些。

印度30%的人口是文盲,而中国的文盲比例则低于5%。中国的基础设施也远远优于印度,这表现在公路、铁路和基本卫生系统上。半数印度人仍然缺乏基本的厕所设施。

拉赫曼认为,中国和印度是21世纪两个新兴超级大国,两国家目前低调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不但代表两个相互竞争的国家,还代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甚至文明。



没参与一带一路

以“一带一路”而言,印度刻意与这项中国的倡议保持距离,也警惕着中国在其邻国如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的影响力。

有的印度学者认为,印度需要在这些邻国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受到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的影响,并与这些国家,以及其他的亚太国家如日本与澳洲,还有美国加强合作,也主张印度有“迫切需要制定和维持机制来平衡中国的扩张主义的野心”。

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S. Jaishankar)就认为,中国在印度临近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尤其是道路和桥梁,即是北京影响这些国家的工具。

印度有这样的反应,主要还是在于把专注力放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地的地缘政治,担忧中国围堵印度,而较为不注重“一带一路“倡议里涉及的地缘经济学,因此另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有可能因此在一个日益与中国紧密相关的世界经济里,失去大量商机,毕竟印度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而其超过13亿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个庞大的市场,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印度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印度实力不容小觑

印度在面临“一带一路“倡议,也拟定了“香料之路”(Spice Route)、“季候风计划”(Project Mausam)等链接项目作为回应,将印度与东非、西亚、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在贸易、技术、旅游和传统方面联系起来,以加强印度的地缘战略地位;不过这些项目的影响力、规模在目前的程度上还是不能和“一带一路”相比。

中国不掉以轻心

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对印度掉以轻心。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21世纪的中印竞争,可能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竞争更为关键。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过去曾指出,印度确实有能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基础建设、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等,为世界资本创造一种比较的条件。

凭着其广阔的地理和市场、较低的成本、人口红利等,印度确实具备复制中国经济成功模式的条件,而事实上印度也成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资。

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印度和中国还是需要通过兼容模式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市场;不兼容的地缘经济项目既不符合印度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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