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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支点对接一带一路/谢祥锦 

印尼素有“千岛之国”之城,而实际这个群岛之国有的并不只是“千岛”,而是“万岛”,因为印尼拥有约1万7500个岛屿,海域对印尼的重要性可说是不言而喻。

在现代印尼立国之前,这个区域出现的室利佛逝(Srivijaya)、满者伯夷(Majapahit)等王国,也被视为是“制海权”(thalassocracy)政权。



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洋的十字路口,印尼区域在历史上吸引了诸多外国势力,海洋在其战略上有巨大的意义。

在2014 年,佐科总统竞选获胜后,即提出振兴印尼在亚太地区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海洋强国”战略,提倡把印尼建构为“全球海上支点”(Poros Maritim Dunia)的愿景。

在20世纪50年代,苏卡诺总统提出的“三个力量”(Trisakti)思想,即经济自给自足、政治主权、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特色,连同“建国的五个原则”(Pancasila),即宗教、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正义,作为国家主导思想。

而作为爪哇人,曾经一度繁荣过的满者伯夷王国的这段历史,在苏卡诺的印尼国族主义思想里占据一定的分量,而作为“制海权”政权的满者伯夷,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苏卡诺想让印尼享有昔日海上辉煌。

到了今日,以佐科总统为例子的印尼新领导层所构思的战略,是将印尼发展成为影响力遍及太平洋、印度洋的世界性海洋强国。



基建问题阻碍最大

不久前,在中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BRF)的佐科即表示:“从印尼群岛最东部的地区,到最西部的地区的距离,相等于从伦敦到迪拜,或者从洛杉矶到纽约的距离。印尼群岛海域如此之大,也充满了自然资源和旅游财富。”

不过,纵然这个地区有极大的潜能,基础建设问题却是落实这个愿景的最大阻碍。

基于印尼政府财力十分有限,该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广泛利用国外资本为发展印尼经济,而在“全球海上支点”的战略之下,庞大人口、丰富天然资源、策略性地理位置等,都能吸引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在这方面,“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是接通海上运输线,而印尼、中国两国的发展路径能相互补充,在陆路与海路的联通印尼需要融资,而事实上印尼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

最近,佐科总统声称,“一带一路”倡议将加强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发展、海事联通方面;他还呼吁在中国在印尼进行大型项目进行合作,包括北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预计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扩大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的合作,提供价值超过44亿美元(189.2亿令吉)的贷款。

“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尼“全球海上支点”战略在基础设施领域方面,印尼可利用亚投行等获得融资的便利,也能在陆路、海运设施当中获得中国的协助。

印尼中国合作有挑战

但是,印尼与中国的合作,并非完全没有挑战与风险。

首先,印尼与中国在海权上有所争议,如印尼纳土纳群岛(Natunas)的专属经济区和中国的“九段线”有部分重合,而较早前佐科总统政府把中国在纳土纳群岛的争议,定位为中国对印尼国家安全议题,而印尼民众也未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质疑。

在一般上,印尼政府对这项争议中的政策比较模糊,而较注重于思考如何“共同开发”,这在某一种程度上能让两国海洋策略对接更为顺利,但也可能让一些印尼民众感到不满。

除此之外,印尼在厉打击“非法”捕鱼当中,也击沉了一些外国渔船,包括中国的,这也可能会间接影响两国的项目合作。

中国在思考与印尼的“一带一路”-“全球海上支点”方面的合作,除了具体的合作方式方面的考量,也应该考虑当地民情需求。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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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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