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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须谨慎印尼人负面情绪/谢祥锦 

佐科欢迎中资企业的投资。

不久前的2017年4月19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地区广受瞩目的省长第二轮选举,被称为“阿学”(Ahok)的鍾万学寻求连任失败,而这次的选举受到关注的原因是“阿学”具有“双重少数”身分,即华裔和基督教徒,而且面对着“亵渎古兰经”案。

“亵渎古兰经”案,指的是鍾万学在去年9月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说时提到,一些伊斯兰教团体利用《可兰经》的部分章节,欺骗选民反对他。



但是,“阿学”的言论被他的政敌扭曲为“这是对《可兰经》的侮辱”,还展开了示威抗议活动反对“阿学”。

随后,在2017年5月9日,印尼法院宣判鍾万学亵渎伊斯兰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两年,引起了印尼社会的争议。

另一方面,发动大规模抗议示威、促使鍾万学因亵渎宗教被判入狱的印尼激进伊斯兰组织捍卫伊斯兰教理事会教令(GNPF MUI)主席巴彻蒂尔纳夕尔(Bachtiar Nasir),再把矛头指向印尼富有的华人,称他们是印尼“最大问题”、“掌握众多财团与财富,却好像没变得更慷慨、更公平”。

纳夕尔更声称:“国家应确保没把印尼卖给外国人,尤其是中国”,矢言夺回经济主权,把对抗经济不平等视为“下一步工作”。

他也说,在印尼的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并没有帮助到一般印尼人。随着纳夕尔发表了反华言论,他即被印尼警方调查。



有人或担忧印尼强硬激进宗教势力的抬头,或许导致1998年的血腥排华事件重演,但这并不太可能。

当时印尼正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动荡时期,印尼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或不作为的态度,而今日的印尼是个不一样的印尼。

中资需有长远对策

在未来即使发生对待华裔、华商的暴力事件,也应该属于个案,而不会造成相当与1998年大规模的事件。

鍾万学的案件也引起了其支持者在印尼各地展开和平示威抗议,要求释放鍾万学、认为鍾万学的罪名是莫须有的。

这些声援“阿学”的示威活动参与者当中,有印尼不同族群、宗教;“阿学”的支持者也有相当多的穆斯林,降低了爆发大规模针对印尼华人暴力事件的可能性。

而至于在印尼的中国投资,鍾万学被判入狱事件、纳夕尔言论,在近期内尚不会对“一带一路”、在印尼中资企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中资企业仍然需要做出长远的对策。

印尼总统佐科欢迎中资企业的投资,而他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Poros Maritim Dunia)”的愿景,而印、中两国的发展路径能相互补充,印尼也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获得资金与技术。

不久前,在中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BRF)的佐科,即欢迎中国协助印尼的基础建设,而中资企业在印尼的这方面投资也将增加,同时两国贸易也有所进展,特别是印尼将向中国出口棕油。

无论如何,中国资本大举进军印尼,在当地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反弹,一些印尼社交网站上流传的“中国工人大量涌入印尼,抢走印尼人的饭碗”等谣言反映了这种“反华情绪”。

在印尼的中资企业所应该做的,是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协助当地社会的发展,降低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负面情绪。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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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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