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对马华文学，永乐也极之关心。她大学同学商晚筠就是马华著名小说家。因此经由写作，她们成了好朋友，同时也让她认识了更多马华写作人。可是由于理论影响的焦虑，她自己对文学创作，总是放不开手来下笔，所以学术理论的学院式训练，反而成了她在创作上的局限。她将自己譬喻成“像一只被绑住的螃蟹一样”，最后把创作挶死在自己的理论认知框架之中。

虽然如此，永乐仍是活力充沛的一个人。演讲、写专栏，而且还身体力行，参加了许多社团组织，如担任华团妇女组、留台联总妇女组主席、写作协会副主席等等。通过社团活动，她其实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和触摸这块土地最深层的生活核心。毕竟是生活了近40年的地方，投入的存在姿态，其实比一切言说更具有意义。也只有通过参与，才能真正进入到社会的内部，观察其之变动，并让自己，成了此处社会中的一分子。

可是实际的状况，仍然难逃于Identification的问题：“我者”和“他者”（异己）的辩难。这一生中，她觉得自己总是在扮演着“他者”的角色。从小她就知道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人家一听到她的名字就会对她投以异样的眼光，知道她父母来自新疆，又非汉族，就不把她当典型的中国人。及至来到马来西亚，同样的，通过别人的眼光，映现出来的仍是“他者”的形象，在华团妇女组选举中，有人就说“她是台湾人怎么可以当领导？”可是回到新疆去，永乐因为样貌像汉族的妈妈，加上不会说维吾尔文，也很难融入维吾尔社群中。“我挂着维吾尔族的名字，但维吾尔话却不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在这样的情况下，永乐常觉得，到哪里都被视为“他者”，没有真正的归宿感，让她感到失落。

不论在台湾、马来西亚、或新疆，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身分处境，自也不是“离散”概念所能含括，因为“离散”总是有个可以远望的故乡，有一个身分认同的据点，或文化凝聚的中心，但在这方面，永乐无疑是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这不若她的父亲，明显的维吾尔族体貌，流离台湾，心中总是存在着食物、语言和文化的乡愁，或一个远方故乡的召唤。所以永乐说，她现在就只能拥有一个“家”了，不过上天的安排也很有趣，在新疆她有祖家，在马来西亚有夫家，父亲和妹妹住台北，她有娘家，因此3地她都有家，想到这，她慢慢释然，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回到哪里的家，我就属于那里。”

家，对永乐来说，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力量支援。不论之前父母的家，或现在自己的家，那是她精神的庇所。所以她说：“其实老天爷对我很不错。我的家庭很幸福，一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小孩，他成了一个精神支柱。而且我的父母亲，以及4个妹妹，所给予的支持力量也是很强，不论有什么问题，只要我打电话回去给爸爸，跟爸爸讲几句话，心里就豁然开朗起来，一切烦恼全都烟消云散。我爸乐天知命，当我碰到一些人际问题时，他常会对我说，你很幸福，什么都有。别人是有所匮乏才会对你不开心。既然如此，他们想要什么，就让他们要去吧。我想想，也对，因此心中就释然了。”

另一方面，身为生性乐观，热情和真诚对待朋友的维吾尔族，永乐在哪里都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不论去到哪里，都能跟人打成一片。即使到菜市场，以前那些小贩总会叫她台湾小姐，后来的称呼却变成了台湾妈，再后来却成了台湾婆。卖菜时，总会多塞一些到篮里，或多给一两条鱼，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总而言之，永乐待人以诚，以礼，乐于助人，大致上，她觉得她在马来西亚过得很好。

在认同上，每到一个地方，她都是乐于跟人和好，以期得到彼此间的良善对待和相互认同。可是就身分认同而言，其间所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微妙因素，使得认同主体总是难以成立。她笑说，其实她很想写一篇文章，回顾从小迄今，自己做为“他者”（异己）此一角色的过程转折，以及变化。而这样的书写，或许更能厘清永乐长久以来的认同疑惑和自我的存在位置。

也基于这样的体验、认知和关怀，以至于她在文学的研究上，也趋向了族群文学比较的范畴，即探讨“马来女性作家和马华女性作家的作品”，比较彼此间的文学特色。而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也属于“他者”角色，甚至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因此永乐在这方面的研究，究其实仍然隐含着这方面的意识脉络，想为女性和女性文学发声。

“Feminism，80年代女性主义已在台湾崛起，我在台湾的几个女性朋友都在进行女性主义研究。而且我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女性主义思潮和社妇运动已如火如荼，烧遍了整个欧美。因此，相关的论说，我多少都有所涉猎。于是想说，通过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从1957年到1982年期间，马华和马来女性作家在这方面的文学书写，比较出她们作品之间的异同。”

此外，马来西亚还是以父权社会为主，女性主义的论述在90年代仍然很少人会去涉及，易言之，在文学的讨论上，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学术场域。永乐说，而且在马来西亚这个空间，研究这样的论题，无疑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借此阅读了不少马来女性文学作品，进而在她的文学视野上开了另一个窗口。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本博士论文是以马来文书写。因为若以英文著述，则引文的马来文和中文部分都需要翻译，因此为了避开这样庞大且繁琐问题，故其指导教授鼓励她以马来文来写。唯此一跨语际论述，却使永乐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学习马来文，并研读了近60部马来小说著作。

“在拟题之前，原以为马来女性的作品不多，只要专注马华女作家的中文作品就好了。可是等到真正进入研究时，才发现情形正好相反，从资料搜集所得，马华女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比马来女作家的少了很多。而且马来女性小说，题材都很写实，很能够反映出当时的马来社会现象。因此通过这些小说，可以窥见当时马来妇女内心的想法。”深入研读之后，永乐在两位指导教授林长眉和Abdull Wahad的协助下，将女性主义的视角拿掉，转而只是讨论文学中女性的问题。

（2，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