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随后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东盟加三（中日韩）地区几乎无一幸免。20年转瞬即逝，如今东盟加三的经济基本面究竟如何？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推动了该地区的发展？若是危机再度来袭，该地区是否有足够的弹药加以应对？

近期，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布了AMRO《2017年度东盟加三经济展望报告》。“随着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复苏，东盟加三地区的经济前景已有所改善。尽管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预计2017年和2018年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分别增长5.2%和5.1%，同时通胀可控。”

值得注意的是，AMRO认为该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的增长依然稳定和强劲。即便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持续，本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韩国、东盟五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和越南，依然保持韧性；发展中东盟经济体包括柬埔寨、寮国和缅甸，经济将继续增长，且从地区一体化中获益。

20年前，东亚地区国家受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但随着该地区推动结构性改革、减少外债积累情况、扩大外汇储备、实行灵活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失衡减缓，其抵御外部风险的韧性不断强化。

AMRO认为，东盟加三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同时也受益于近期的出口反弹；尽管该地区增长前景改善，但外围风险仍不容小觑。

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东盟加三地区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贸易方面，受到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政策预期的影响，那些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东盟加三地区经济体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在金融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条件随着美国加息而收紧，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性，新兴市场整体面临资本外流风险。

AMRO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将成为东盟加三地区的基石。中国经济增长短期趋稳，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生产者价格不断大幅上升。“中国的稳定增长态势将推动东盟+3地区增长，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进口需求上升。”

AMRO也建议，中国未来需要加速国企改革、持续推进工业企业去产能，抑制公司债务增长和防治金融稳定风险，上述方面都将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就该地区的另一个“领头羊”日本而言，AMRO认为日本经济增速有望在2017年维持强劲势头，高于潜在增速，这主要受到外需和宏观经济政策支持。

随着全球金融波动性加剧，“在权衡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时，我们鼓励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金融稳定。虽然本地区外汇储备充足，但政策空间更加有限，同时，全球政策环境也更加不确定”。AMRO提及。

外债高企  缺资本防火墙金融危机经验仍值得借鉴

亚洲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深刻的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对危机管理和解决的看法，推动建立了AMRO与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

20年前，四方面问题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一是资本账户自由化，而且是在没有建立完善的资本管制防火墙的情况下；

第二是外债风险。90年代中期，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收入（GNI）比率高达40%，而其中短期外债又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导致外资撤离时发生踩踏效应和偿付危机；

第三个是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不足。例如1995年，泰国等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GDP比率接近10%；

第四是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当时各国在货币明显高估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加速消耗外汇储备，这都给对冲基金做空留下了空间，最终导致了汇率的断崖式下跌。

即使在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宝贵的：应将政策重点放在来自金融市场和资本外流的风险上；强调各经济体间金融风险的快速传播和相互影响；应重视建立更灵活和更积极响应的政策框架应对外部冲击。

对比西方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缓慢的复苏进程，东盟加三地区在20年前的危机后则采取了严格且痛苦的结构性改革和一系列整顿措施，并因此快速复苏，这也从侧面突出了改革的紧迫性。

重构经济增长基础风暴国整顿金融体制

AMRO表示，在该地区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为重构经济增长的基础，受影响的经济体进行了根本性的政策调整，包括实施更有纪律的货币政策及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财政整顿以及改革了企业和金融部门；同时，各经济体也积累了抵御风险的外汇储备。

“经过这些政策调整，本地区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更好的宏观政策管理。有鉴于此，本地区经济体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AMRO表示从2007年到现在的10年间，本地区受益于扩大的区内贸易及投资；同时，本地区通过更积极的政策框架，来管理资金流入对金融稳定所造成的影响。

此外，由于各经济体加强了国内政策框架，提高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深化了区域财金合作，东盟加三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有所增强，并有能力让经济保持相对强劲增长。

东盟对中国依赖加深

该报告对观察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信息。

首先，中国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与重要投资国，中国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域内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锚，有助于这些国家经济提升韧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盟十国对美国货物出口占其货物出口总额19.46%，对中国货物出口占比仅为2.53%；到2015年东盟十国对中国出口比重已提升至12.2%，对美出口占比则降为11%，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国。

《报告》提供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东盟成员国的旅游人数超过3200万人次，占区内外国游客数量的比重，从2009年的7.8%上涨至2016年的20.6%。

中国直接投资大幅提高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也大幅提高：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FDI）流量从2003年1.2亿美元升至2015年146亿美元，占中国对亚洲及全球OFDI流量比重从2003年7.9%和4.2%，分别上升至2015年的13.5%和10%。

其次，中国是推动东盟加三区域生产链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区域乃至全球制造产业转移与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随着中国要素成本持续上涨，近年来域内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承接着来自中国各类制造产业。

数据显示，越南、柬埔寨国家主要以承接中国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近年来开始在北美发达国家市场，取代早先“中国制造”在成衣市场的地位。

泰国、马来西亚凭借其资讯工艺产业发展历史积累而主要承接中国各类设备制造业。中国既作为一般元零件供应国为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电子产品与纺织品生产提供中间投入品，又作为韩国、日本等域内发达工业化国家重要元零件进口需求国，组装加工生产机械、专用和通用设备制成品，并最终出口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发展

中国在区域生产链发展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报告》有关中国和东盟国家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数据，对观察上述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和态势提供了丰富信息。

最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为东盟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带来新契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瓶颈。

“坐着高铁去东盟”有望连接中国与泰国、越南、缅甸、寮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7个陆地相连的东盟国家的铁路交通网络，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此外，中国还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计划共同打造“中国-东盟信息港”、签署“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2016-2020）”，大力推动教育等文化交流合作，并重点向东盟低收入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

未来随着亚洲债券市场建立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中国与区域成员合作领域将不断拓宽，对区域金融稳定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将进一步彰显。AMRO在这一进程有望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