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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游戏危及国家经济/洪文杰

金钱游戏,本质就是“庞氏骗局”,即用后来者的钱来支付前面人的收益。



就金钱游戏的发展,其变异性非常的强,从过去需要产品的销售,变成今日纯粹的投资,都能发挥极致的作用。

同时,金钱游戏的另一本质,就是其模式成功的迅速复制,从一家变成数十家,家家都是山头,让不明就里的投资者感到诧异与眼花缭乱,因而信而当真。

高度智能化

更加吃惊的是,金钱游戏近年来智能化的程度非常高。

这些金钱游戏不仅拥有庞大的中央数据处理系统,甚至以年轻有为的专才作为形象号召,让市场觉得这类投资计划真的是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这样的发展趋势,导致参与金钱游戏的群众,从过去的老年人、低收入人士、低教育背景群体,延伸至高收入与专业群体,甚至是学生群。

换言之,金钱游戏实际上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泛滥,成为撕裂社会的巨大隐患。

首先,于个人及家庭而言,金钱游戏是一个家庭巨大灾难的开始。

参与者大部分经济困难,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长期参与之后,家庭将失去经济来源,因此很多造成妻离子散的下场,成为社会的负担。同时,参与者利用亲情、友情牌诱骗亲朋好友,一旦骗局暴露,参与者极其家庭将面临颜面扫地、社会关系断裂的局面。

如经济邪教

其次,于经济和社会,金钱游戏无疑就是经济邪教,社会毒瘤。别的社会问题不说,光是金钱游戏的发展就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管理秩序。这些金钱游戏利用几何倍增原理发展网络,涉案人员多、金额大、发展速度快。

正如媒体的报导,近期几家传出崩盘的金钱游戏,所吸纳的民间资金几乎接近10亿令吉,是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

第三,于金钱游戏猖獗的城市而言,它将成为一个城市的“老鼠屎”,会搅乱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

金钱游戏的本质,就只是纯粹的投资,并不能实现其“拉动本地经济”的托词。

当人人都以金钱游戏作为赚取庞大回酬的目标,劳动力市场就会迅速萎缩,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冲击,进而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再来就是在国际媒体的迅速散播下,促使政府面临招商引资陷困的局面。

多管齐下严厉打击

面对百害无一利的金钱游戏,尽管政府各相关部门都表示会致力去对付;然而,客观来看,基于仍存有法律疏漏、取证困难等难处,金钱游戏恐怕将会是一个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治的社会问题。

因此,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经验,安邦智库(Anbound)认为,除了政府现有的作用力之外,还要多管齐下严厉打击。

第一,宣传战打前锋。

透过平面媒体、音视像媒体、网络媒体的宣传,唤醒民众。

第二,加大潜查,摸清底细。

在缺乏实际证据的前提下,通过多管道的潜入调查,掌握详实的数据和信息。

第三,釜底抽薪,建立长效机制。

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发动群众一旦发现疑似金钱游戏的活动与人员,就积极向政府反映。

在全民醒觉与参与杜绝金钱游戏的趋势下,相信这类投资骗局才能在短时间内被遏制下来。

当然,从最根本的问题出发,要实际地杜绝金钱游戏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是如何去提振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企业发展得到持续,人民的劳动收入得到保障的趋势下,试问还有谁会去以身试法,投入金钱游戏的活动呢?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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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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