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一带一路论坛下月举行
28国领袖齐聚北京

2017年04月19日
俄罗斯总统普丁（左）将赴华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与习近平会晤。

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发展，“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下月14至1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28国领导人确认出席，强调主要西方大国领袖缺席无关政治。

王毅星期二在外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解论坛安排，表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将出席论坛，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丁、菲律宾总统杜特蒂、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枝等；习近平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主持翌日的领导人圆桌会议。



开幕式后将举行高级别会议，包括一场全体会议及6场平行主题会议；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多名部长级官员、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金融机构代表合共逾1200人将参与会议。

习近平是在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沿线国家对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王毅指出，中国目前已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共建一带一路签署合作协议；论坛期间，还将与近20个国家和20个国际组织商签合作文件。

针对有舆论指一带一路的概念太广泛，没有具体的路线和推动方案，王毅说，此次论坛期间，各方将商定下阶段双多边重点合作领域，细化具体行动方案，并梳理对接重点领域的项目。

“将把美好的愿景转化为行动，把宏大蓝图转化为清晰的路线图。”



中国近年来逐渐加大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当前西方社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北京更是扛起了自由贸易旗帜。有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展示其全球领导力的平台。

王毅说：“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投资不强劲、增长动力也不稳，各国各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亟待升级，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集众智、汇众力，搭建合作的新平台，开辟增长的新动力。”

西方国家领导没来王毅：他们忙选举

早前有舆论指出，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领袖大多来自中东欧、非洲、中南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主要西方国家并没有派最高级别代表团参加，这对北京是一次外交打击。

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回应说，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合作倡议，不需要把它政治化。

他也说，一带一路不是“会员俱乐部”，而是广泛参与的“朋友圈”，中国无意为此倡议划定明确的地理界限，各国只要认同丝路精神，都可以“以各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参与。

他说：“法国、德国都愿意参加论坛，但两国下月举行选举，领导人难以出席；英国、法国都决定派领导人代表出席；德国则派出部长出席。不要从这些国家是否因制度和想法与中国不同的角度出发。”

路透社日前引述匿名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原本希望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能出席峰会，但这些政府代表都不愿同俄罗斯总统普丁和其他有人权问题的国家元首在同一场合上出现。

最新消息是，特蕾莎也突然宣布英国将提早于6月8日举行大选。

需要发达国家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义桅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解决全球经济合作难题，也要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在这过程中，融资、标准、技术和规则的制定，都需要发达国家的参与。

他说：“欧洲5月份将召开G7和北约峰会，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因日程安排没能亲自赴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但他们还是会派高级别代表团，这还是挺正常的。”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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