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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旗,
那张痛苦扭曲的脸

 

奈波尔著作《岛上的旗帜》

如果说《艾薇拉投票记》质疑的是美式或英式的选举与民主制度,〈岛上的旗帜〉则是对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讽刺。



1958年,奈波尔(V. S. Naipaul)出版了中篇小说《艾薇拉投票记》(The Suffrage of Elvira) ,而不是原订出版的短篇集《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而他1967年发表的中篇〈岛上的旗帜〉(A Flag on the Island)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艾薇拉投票记》。如果说《艾薇拉投票记》质疑的是美式或英式的选举与民主制度,〈岛上的旗帜〉则是对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讽刺。

奈波尔在1964年底动笔写这篇小说(其实是为改编成美国电影而写的原著小说,那时他也开始写《学样的人》[Mimic Men]了吧),彼时千里达独立不过3年,离冷战史上有名的“猪湾事件”也还没有太久,而美国人已接手法国介入越战。话说第二次世界战期间美军在千里达驻军,战后顺理成章留下,千里达也成为冷战防线之一,或“南向”的前线,自有其战略地位。千里达人在独立后依然处于英国殖民主义与美国冷战战略的网络之下,面对跨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入侵毫无抗拒之力,就像小说中人面对来去自如的加勒比海飓风束手无策一样。

印刻杂志的奈波尔特辑。

寻找身分认同

〈岛上的旗帜〉分为现在/过去/现在3部,小说叙事结构明晰,一如千里达的殖民/后殖民/新殖民历史脉络。1964年,故事主角法兰克因飓风而重履他过去驻留的岛屿,但见岛上的海关大楼上方旗正飘飘,可是他没有见过那面旗。对他来说,“这岛屿曾经是没有旗帜的”。他问德士佬“米字旗”呢?“他们拿走了,送来这个。”德士佬回答道。但是,在法兰克的记忆里,这个没有旗帜的岛屿“是个漂浮的、在时间里停格、没有依归的地方”。对他或德士佬来说,岛屿已是怀旧的地方了。

不过,对岛上的居民而言,寻找自己的身分认同与文化属性,书写在地的历史也有其困境,法兰克说这个岛要“凭自己的力量崛起”,其实谈何容易。奈波尔一针见血地将小说中的在地作家命名为“布莱克怀特”(Blackwhite),一个长了“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的土著。“布莱克怀特”当然是“黑白”混杂的意思。



需要自己的语言

讽刺的是,在朝向(跨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后殖民社会,这个在地作家写起小说来却仿拟19世纪英国小说的风格,希望得到美国出版社的青睐,结果屡遭退稿。而法兰克建议他书写岛上的人与事,谁知也同样被退,后来他领悟道:“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的语言,我想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东西”,于是搞起方言教学来。经过几许波折之后,布莱克怀特圆了作家美梦, 而他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就叫《我恨你:寻找身分的男人》。

显然小说家奈波尔这里是在讽刺过度狭隘的本土化思维,追寻身分认同到头来却追寻到恨,布莱克怀特的小说,或他那张痛苦扭曲的脸,就是“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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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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