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10个街头巷尾的故事

奈波尔在《米格尔大街》没讲完的街上人事是非,就由《岛上的旗帜》中的说书人继续叙说。不过这本小说集问世,已是《米格尔大街》出版8年后的事了。在两个集子中间,奈波尔出版了两本长篇(包括《史东先生与他的骑士伙伴》)与两部游记。 

哀矜而不过度悲戚



《岛上的旗帜》收入10个短篇和一个中篇。这些短篇多诙谐幽默,《艾薇拉投票记》里头所挖苦与讽刺的愚昧、迷信、贪婪、顽固、狡诈等人性恶质,这里也不遑多让。奈波尔的“神秘推拿师”甘尼什在〈我的姑妈金牙〉中再次现身,为迷信的金牙指点迷津。金牙身为兴都教徒却到基督教堂祈祷,祈求自已能够生育。丈夫染病却被喂以甘尼什开的香灰,后来叙说者的祖母把金牙的丈夫关在不透风的暗室养病,于是病人很快就过世了。

这10个短篇中不少是死亡纪事或预知死亡纪事。除了〈我的姑妈金牙〉之外, 〈吊唁的人〉、〈敌人〉、〈小绿和小黄〉都写死亡,〈心脏〉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不过奈波特书写伤逝之请,颇能做到哀矜而不过度悲戚。〈吊唁的人〉里头看过逝者相簿的人“不忍心说看过了”,〈敌人〉里的叙说者儿子描述父亲之死:“他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就在我要表演给他看的那个晚上,他死了。”〈小绿和小黄〉中的小绿、小黄和小蓝都是小鹦哥,小蓝因脚受伤而失宠,主人将笼子放到室内不起眼处。反讽的是,备受关爱的小绿与小黄死了,小蓝仍然存活。〈心脏〉里的男孩哈利心脏不好,养了小狗来福后则害怕失去它,然而有一天,他不在家时来福还是发生了意外。

世故而充满趣味

另外3篇故事属于滑稽、讽刺、惹笑类,但世故而充满趣味。〈抽奖〉里的少年叙说者就叫韦蒂亚陀·奈波尔,住在米格尔街,他的小学老师生财之道就是替学生补习与抽奖——奖品是一只只会吃东西的山羊。〈夜班警卫的事件簿〉里的夜班警卫在联络簿上与上司经理言辞交锋,突显了阶级、教育与种族问题。从两人留言的语气与语域,不难看出作者对官僚主义的调侃与批判。〈面包师傅的故事〉可以视为奈波尔的“亚美文学”文本。小说里头那位格瑞那达来的黑人自嘲“黑得跟煤炭一样”,却是西班牙港最有钱的人之一。他靠开面包店发迹,但进入自己的店铺时只能走后门(不过去银行却神气地走大门),所开的面包店也得假装是由华人经营, 后来干脆娶个华裔妻子。

〈完美的房客〉 当然也是奈波尔的反笔。从房东的势利与算计, 房客之间的争宠,到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都很难用“完美”来形容,对人际关系的讽刺尤其深刻,读来别有趣味。另一个短篇〈圣诞故事〉里的兴都教徒改奉基督教,试图改变自己的各种习俗,后来被任命为校长,娶了督学的女儿,老来得子,退休而不甘寂寞,后谋得学校董事一职,但在圣诞佳节来临中对预知的失败深感不安……。最后是典型奈波尔式的讽刺——就在他进退维谷时,小说家安排的“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替他解决了难题,审计部的督察不来了,但他却无法自我救赎,当个好教徒。〈圣诞故事〉其实是叙说者的“告白录”。



至于中篇〈岛上的旗帜〉,就且待下回分解吧。

反应

 

副刊

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